( 2012.1.7 )

吴 志

 

提要:当今世界没有管用的宏观经济理论,不然世界经济就不会这么乱了。当理论界无法提供宏观经济理论时,不妨到企业界寻找,企业家就像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,比躲在象牙塔内纸上谈兵的学者对经济更有发言权。本文作者来自企业界,通过论述和规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,引伸出一些有价值的宏观经济理论,供国内各级政府参考

政府的功能需要理论规范或指引吗?当然,这是因为极少看到有关理论,可能是理论界没人敢做这项工作,这样政府做工作就只能依照惯性或领导意图了,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功能往往出现错位、异化和亢进,无论国内还是国外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都屡见不鲜,当政府或政府部门功能错位和异化后,就会对民众的生活和工作形成阻碍,成为挡在民众前面的一座山,民众必须绕过去、爬过去或把山搬走。因此必须在理论上给政府功能予以规范和定位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1)。在这里主要论述一下民众希望政府发挥的功能,其中一些是容易被政府忽视或重视不够的功能:

一、废除束缚民众手脚的条条框框

废除框框首先要端正思想,弄清政府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作用。在国家工作中,如果政府要领导一切、主导一切、主持一切、计划一切、抓住一切,那就会形成许多条条框框。一个国家有许多工作要做,总体上所有工作都需要政府去“抓”,具体上许多工作却需要政府去“放”。“放”也是抓的一种方式。简单说,经济建设是需要政府“放”的,社会建设是需要政府“抓”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2)。

改革开放前,政府是中国经济的直接领导者,结果是做不下去了,国民经济濒临崩溃;改革开放后,中国经济红红火火、蒸蒸日上、一日千里,邓小平究竟做了什么事呢?他只做了一件事,他把捆绑民众双手的绳子解开了,对民众说:你发财去吧,然后自己就打桥牌去了。于是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,用打桥牌的方式管理经济这是邓小平的过人之处,经济上的事不管、少管、简单管、间接管,这就是改革。那么开放呢?境外资本对中国便宜的土地、低廉的劳力和广阔的市场垂涎已久,不断敲门要进来,于是邓小平把国门打开,哗的一下资金、机器、人才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化、理念和管理方式全涌进来了,这就是开放。当然,开放还有另一层含义,那就是对内开放或放开。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:放手让民众做自己想做的事,放手让资本做自己想做的事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3

具体来看,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,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小岗村开始的,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略早于三中全会,这说明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原动力,你不捂住它,它就会向前发展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4。小岗村所做的事正是邓小平想做的事,于是加以肯定推广,中国农村的改革就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。对农业生产的事政府就没再管太多了,但农业生产却连年丰收,养活了养肥了不断增长的中国人。

第二、三产业也同样如此,不是“抓上去”的而是“放上去”的。最初也像农村一样搞国企承包,但这不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,政府费了很大力气,推出个承包典型马胜利,结果还是失败了。正当无计可施之际,外资企业、合资企业、私营企业、乡镇企业、股份企业如雨后春笋冒出来了,迅速挤占国有企业的生存空间,政府也就乐见其成、顺水推舟了,最后连中小国企都改制成为股份企业或私营企业,这总比破产倒闭更好。还可以继续往前走,下一个对象是大型国企。当然,改制过程出现国有资产流失,这是监管缺失造成的。

由此可见,在经济上政府要甘当配角、多敲边鼓,政府擂鼓,企业冲锋,其实你不敲鼓他照样冲锋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5)。因此,政府对经济工作的计划就多余了,与其说是计划不如说是预测。经济上的事也不是能计划上去的,企业都计划不了自己的产值和利润,也没什么企业计划自己的产值和利润,何况政府呢?能走多远是多远,能做多大是多大,能赚多少是多少,几乎所有企业都是这样的。以前计划1980年实现机械化,泡汤了;计划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,落空了;计划2000年GDP翻两番,实现了,但无人喝彩,无人欢呼,因为不是计划的结果,而是预测的结果。

因此,政府抓经济要讲究方式方法,用劲不能过猛,各级政府都竭尽全力抓GDP是常见的功能亢进。政府抓GDP这没错,抓过头就亢进了,毕竟政府不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,直接创造GDP的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体,这些企业都是独立自主生产经营的,即使是占比不高的国有企业,也是独立自主生产经营的,换句话说,GDP是工人、农民、企业职员和企业家做上去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6)。若有不信,市长省长上班时不妨看报喝茶打牌,到了年底看看GDP是不是增长了8-10%。

改革开放后广东的GDP一直雄居国内第一,换了许多届省长依然如此,这说明谁当省长没多大关系,若现在调一个GDP最小的省长来,比如让西藏区的主席来当省长,相信广东的GDP也依然是第一。也许有人说,邓小平当领导后,中国的经济增长远远快于以往。这是毫无疑问的,这是在特殊情况下取得的特殊成就。在总体上政府的作用呈下降趋势,生产经营环境越好政府的作用越小,当政府的作用趋向于零时就说明政府工作做到家了。尽管永远都不可能到家,但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应该不懈追求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7)。

一个国家的GDP增长,在广义上是全体国民共同努力的结果,这包括政府,也包括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,每一分钱的消费都可以拉高GDP。军队也对GDP的增长有贡献,没有和平环境就没有GDP的增长。因此,对GDP的增长有直接作用因素和间接作用因素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8)。

当然,一切工作都在政府的宏观领导之下,GDP的增长与政府有密切关系,但这种关系是领导关系,间接关系,红娘关系,如招商引资,穿针引线,敲敲边鼓,出谋划策,优化环境等,都能推动GDP的增长,但最终还是要企业把GDP做上去,就像红娘撮合了一对男女,生仔还得靠他们夫妻去努力,红娘帮不上忙了。经济上的事不需要政府亲力亲为,就像种田、炼钢、科研、教书、治病、卖肉及补鞋不需要政府来做一样,甚至这些工作也不需要政府来指导,赫鲁晓夫站在田边指导农民种田,这不是乱指挥么?

领导应把生产成绩归功于一线劳动者及指挥者,水稻亩产近千斤,归功于农民和农民技术员袁隆平好了;民众取得了成绩若要归功于领导,只要是发自内心的不妨接受,毕竟是允许、鼓励和帮助他们去发财。但有许多是虚假表白,农民丰收后对着摄像机说:丰收全靠政策好。把一切功劳都归功于政府了,自己的功劳没有了。力帆集团董事长也对着电视说:我们公司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绩,三分靠打拼七分靠政策。政府千万不要相信,人家是在公开场合恭维政府,回到家他们对老婆说的才是真话。

这不是贬低政府的作用,而是让政府对事情有一个清醒认识,把过多功劳归功于己,人家会笑的。老是躺在功劳薄上自鸣得意,忘乎所以,这也是很危险的,这导致真正该做的事没做或没做好,这就失职了。改革开放几年后经济繁荣了,但仍有农民发牢骚表示不满,有领导就说:“端起碗吃肉,放下碗骂娘”。意思是领导改善了你的生活,你还要骂娘。可是农民认为,这肉是我自己生产出来的,不是领导赐予的。

政府可以干预经济,但不是通过行政命令,而是通过税收、利率、采购和投资等方式来干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29)。不过,若年终盘点GDP不达标,政府投巨资进行基本建设以拉动GDP走高,这是政府功能错位。GDP只是数字,只是英文字母,是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参数,不是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0)。若政府有闲钱,不妨每个公民发两包香肠,既填饱肚子,增加幸福感,又拉高GDP,一箭双雕,何乐不为?让人民群众过上富裕、轻松、安全、安逸、愉悦、无忧、和谐、健康、长寿、满足的幸福生活,才是政府工作的终极目标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1)。

邓小平为民众松绑,所以他成为伟人。现在政府还有没有机会为民众松绑呢?当然还有,邓小平废除了许多条条框框,但还有一些条条框框没来得及废除,还有许多新的条条框框出来了,各级政府、各个部门在各个时期都写了不少文件,这些文件可以堆成山,规定这个不准那个不准,谓之法规,等同法律,这等于政府立法,这是执法者立法,实有不妥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2)。

政府文件制定的各种规定,有些是必要的,有些是不必要的,有些是对经济和社会有阻碍的。有必要的可以让人大通过和颁布,成为法律法规,不必要的和有反作用的予以取缔。还有许多部门制定的文件是为自己揽权,有权之后官员就有机会受贿了,这害了政府,也害了自己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3)。

即使是政府认为有必要的规定,也不宜由政府向人大提出立法要求,应该由人大代表来提出,所以人大代表的水平要提高、职能要强化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4)。总的说法律法规都属于束缚民众手脚的条条框框,这些条条框框没有不行,多了不好,总体上是越少越好,除法律规定不能做的之外,都应允许民众去做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5)。

比如交通立法,以前冲红灯叫违章,现在冲红灯叫违法,这个法显然是交警部门起草的,这样问题就来了,一年下来哪个司机不被罚几千呢?这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,被罚了不知道或嫌交钱麻烦,时间一拖就翻倍了。 这不是知法违法,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莫名其妙就违法了,甚至在一个地方多次违法。这表明这个“法”重了,每次交罚款司机都有怨言,他心里恨谁啊?恨政府,政府向民众销售仇恨划得来么?如果让人大代表提议立法,小处会宽松许多,有些地方就不罚了,有些地方可以少罚,对司机而言罚一百与罚两百,都会心疼,不会罚一百就无所谓了。如果司机不满,有意见冲着人大代表提,不要冲着政府来,这样岂不更好?其实,冲红灯罚不罚、罚多少不重要,谁冲红灯谁找死,这是最大惩罚。

注册一个公司,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,要这个审批那个审批,有什么字样就要由什么部门来批,老百姓哪有本事去找国务院各部委审批事项呢?这样有些公司就注册不下来了,第一步迈不出去后面的事业可能就夭折了。本来成立公司就是心大心小、犹豫再三的事,注册不了干脆就放弃了。什么事情都是需要人来做的,做得成做不成只有做了才知,政府不能规定:你不能做,他才可以做;你没能力做,他才有能力做。这就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。

企业希望政府做什么?希望政府天天喝茶看报打桥牌,别管太多,别烦太多,别干预太多。企业搞经济不需要太多政策,只需要少干预、少征税、少收费、少为难。有为难么?当然有,有个企业就遇到发票不够用的问题,每次申请就给几张发票,都是万位的,根本就不够用,公司老总不得不亲自出马,到税局对专管员说:多给一些发票你们也可以多征一些税,这不是更好么?但依然如故,不知是不是没打点这个专管员还是什么原因。还有,在外地做了工程的要去当地开发票,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了,每次都要会计和业务员在本地税局和外地税局折腾好久,全国到处跑辛苦不用说了,时间耗在这里还要不要做日常工作了?企业差旅成本太大也吃不消啊。这可能是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税源的问题。

经济是一匹会自己狂奔的野马,需要自由驰骋,不需要缰绳拉扯,更不需要绊马索阻拦。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经验是什么?在经济上享有高度自由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6)。最近美国传统基金会和《华尔街日报》联合发表的2012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显示,香港连续18年排名第一,新加坡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分别排名二、三、四,美国排名第十,日本排名22,中国排名第138。这正是我国的差距所在。当然,香港享有最大的自由,不等于发展速度最快,因为香港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,失去天时地利了。

也许有人说,经济过热时难道不需要政府浇水降温么?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,我在各种企业二十多年,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经济过热,每当媒体说经济过热了需要降温,需要着陆,觉得那是发生在政府大院的事。企业从来不会感觉经济过热,越热越好,巴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顿生产,三班倒作业,货如轮转,财如水来。再热也热不过当年的深圳吧?当时政府说热了么?企业说热了么?九十年代初中国第一次出现“经济过热”,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,需要收紧银根,让经济软着陆。结果企业资金链断了,制造出大量烂尾楼,许多公司破产了,包括史玉柱的巨人集团(当时正在珠海建七十层的巨人大厦),这才是真正的灾难,破产的商人十分悲愤。当时房地产业刚刚在中国起步,没有几家房地产公司,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商品房,填补真空就得千军万马一齐上啊,怎么就热了呢?当时的确许多企业都在找地建楼,我所在的省属大型国企也在找地建楼,这事具体由我负责,我找了二十多块地才谈成一块,建了两栋十层楼,一栋送给出地方,一栋分配给公司职员做宿舍,这不过分啊,当时许多职员没房住。那时房地产再热也热不过现在啊。经济热不热,不能由理论界说了算,也不能由政府说了算,得由企业说了算。如果“经济过热”是“货币发行过多”的代名词,则是可以理解的。

当时房地产真正热的是北海,不过那是批地热、圈地热、炒地热,问题出在政府,与企业无关,资本都是逐利的,有一个城市突然放开低价批地,能不去逐利么?实际上当时北海不是批地,几乎是送地,商人在北海虚假出资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,就可以打报告向市政府要地,拿到红线图后只需向农民补偿一点青苗费,就可以转手买卖了。有十几万就可以拿两百亩地,随便以四十万一亩转手,净赚八千万,这是真实案例。

在经济活动中不排除有投资过热的现象。但政府应该明白,企业比政府更慎重,商人比官员更精明(在投资上),资本是有眼睛有头脑的,犯错误的机会不多,即使投资失败也是资本自己的事,用不着皇上不急太监急。

二、打造一个有利于工作和生活的环境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城乡建设,具体说是城市建设、乡镇建设和农村建设,也叫筑巢引凤,包括修路搭桥,诸如铁路、马路、公路和高速公路等,环境好了会吸引资金、物资、设备、人才、人力、技术、科学等一切资源,水都往这里流了,这经济能不起来么?社会能不进步么?科技能不发展么?生活能不幸福么?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7)。

城乡建设内容很多,包括土地资源的利用,道路、建筑、广场、场馆、园林、绿化、水体、灯光、景观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电话、宽带、学校、医院等内容的筹划、规划、设计与建设。

这项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很重视,也出了大力气去抓,并取得了重要成就。但可能无人意识到这是地方政府主要的、首要的工作。许多政府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上的,或说是主要精力去抓GDP了,实有不妥。好比一个村庄,种田的事让村民去做,修路、搭桥、通水、通电及村庄规划、建设的事,让村委去做。

修路搭桥谁出钱?当然是政府,这是财政开支的一个重要方面,钱不够也许可以酌情贷款,若路桥让商人修或企业修,问题就大了,公共设施就变成私有财产了,摇钱树一摇过往车辆就吃不消了。运输费一高生活成本和生产成本都高,牵一发动全身。许多大货车为什么要冲卡?一趟路费你收他几千块他吃不消啊。

土地不是拿来拍卖的。土地是属于全国公民的财富,政府卖了地钱不知到哪去了,老百姓能高兴么?老百姓看到的是:政府拍地推高了房价,房子贵了买不起了。这样老百姓会迁怒于政府,这对政府是不利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8)。不但如此,由于土地贵如金,楼距也就拉不开了,密密麻麻挤在一起,空气难以流动了,废气与尘埃难以排出去,有毒空气吸进肺里短命十岁。难道政府不能规定楼距或容积率么?当然可以,问题是有些官员内心也是希望越密越好,因为卖地对政府有收入,对个人有油水,何乐不为?这是腐败的温床之一。如果拍卖土地得到的收入用来补贴每个市民的购房开支,那么地价拍多高都没关系。

政府向开发商拍卖土地,大概是向港英政府学的,把这一招移植过来值得反思。当年的香港殖民政府想赚钱,最好的方式是卖中国的地赚中国人的钱,于是就发明了拍卖土地,这么一来就让开发商争得头破血流了。等到中国收回香港时,好地都给卖得差不多了,英国人把这块殖民地变成货币带回去了。土地拍卖最终导致一个结果:香港房价全球最高。这剥夺了香港人的幸福,挣了钱就得拿出很大部分还按揭,等于一生都为银行打工,而且只能住在狭小的蜗居里。不仅如此,香港的工业也受到了抑制,地皮太贵谁也开不起工厂了。

土地拍卖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最大障碍。当每平方米楼面地价拍到一万两万时,城市建设就十分缓慢了,可能放慢为原有速度的十分之一,因为建一栋楼需要很多钱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拿不出这么多钱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39)。深圳之所以能在十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座现代化城市,主要是当时的土地很便宜(率先卖地,有人视为卖国),有的是划拨的(比如说政府系统及国有企业用地),有的是低价转让的(比如外商用地),现在的深圳还有这个速度么?十分之一都没有了。

土地应该低价转让或无偿划拨。地能白送么?当然可以。市民基本住房用地就是应该白送的,就像村民的宅基地应该白送一样,应该让市民享受村民待遇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0)。既然说公民就是国家主人,那么主人就应该有立足之地,每人占地1-3平方米就够了(楼高按三十层计,三口之家住一百平方米),这样买套房就很轻松了,人人都会有房住。地能低价转让么?当然可以。表面看政府的土地收入减少了,但城市发展起来了,城市无形资产提升十倍百倍,全国和全球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物资等资源就源源不断流向这里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1)。而且,写字楼和商铺很便宜,大小企业会涌向这里;大小商家会涌向这里,大量消费者也会涌向这里(租金便宜促使东西便宜),这水就活了。由此带来的价值,远远高于政府的卖地收入。深圳的无形资产价值几何?深圳这座城市价值几何?起码值十万亿、百万亿吧?

城市规划是十分重要的事,这是一门学问,也是一门科学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2)。没有城市规划会怎样?看看城中村就明白了,有土地,有房子,就是缺乏道路、空气和阳光,还不如到野外住帐篷舒服些。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,需要超前眼光、缜密思维、艺术素养和多方面的知识,没进入汽车时代就要看到汽车时代,车少人稀就要看到车多人密。中国的大中城市中,似乎没有一个城市的规划是令人满意的。道路窄了、堵了,楼距密了,空地少了,绿化少了,等等。广州黄埔大道立交,曾是广州的骄傲,《广州日报》曾刊登了一整版的照片以展示广州的建设成就,这座立交桥有一个重大缺陷:由西向东行驶时车辆不能左拐去番禺,要兜到中山大道去上高速,不知是规划问题还是设计问题,估计是设计师眼光不够,当时认为这个方向去番禺的车不多,可以在跑马场门前掉头上高速,或绕到中山大道上高速,这是缺乏眼光,缺乏常识。人人都说广州的马路窄,这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听说了,至今依然窄,怎么就解决不了呢?应该让精英来做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3)。

建设城市就像在白纸上作画,有落墨,有留白,这样的画作才叫艺术。落墨与留白要对半分,甚至留白要占6070%,建一座摩天大厦,或许周围应留出10倍左右的占地面积做广场、绿地或水面(世界科学院宏观经济理论原理之四十四)。不然,旁边再挤几栋摩天大厦,空气就不流动了,阳光就太少了,人口就太密了,车辆就太多了,道路就太堵了。一座摩天大厦可以容纳几万人,相当于一个镇,把一个镇的人口放到十亩地上感觉如何?

许多一线城市都想拉世界五百强入伙,甚至去找人家做工作,若城市建成一流,工作方便,生活舒适,经商容易,世界五百强会自己找上门来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5)。广州郊外许多楼盘都很漂亮,有山、有水、有树、有花、有草、有空间,北京就很少这样的楼盘,于是有些高级人才就来广州就业或经商了。

广州过去不重视城市建设,被人称为“全国最大的镇”。亚运会后广州领导意识到城市建设的重要性,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,但不是每个城市都知道的。许多问题是令政府头痛的,比如交通堵塞怎么解决?似乎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难题,政府的所有努力只能缓解一下交通压力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已上升为全球性的科学难题,需要集中人类的智慧加以攻克。

三、控制好税收和财政收入

GDP增长意味着经济走高,就业增加,但不一定意味着职工收入增加,也不一定意味着民众幸福感增加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6)。比如,经济增长10%,不一定就等同职工收入按比例增加,可能是新增就业人口瓜分了新增GDP的工资。我国GDP的增长大多是新增企业、新增项目带来的,这些新企业和新项目需要新增劳动力。只有当企业规模扩大10%,收入和利润也相应增加10%时,职工收入才有可能增加10%。

问题是,当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超过10%甚至达到20%时,企业的利润增加就少于10%了,甚至是负增长,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可能给职工加工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7)。对此,企业是很敏感的,职工要求加工资,企业一看利润没增加,就一口拒绝了。当企业利润在减少时,企业就会考虑裁人或降工资,通常工资很难降下来,裁人成了主要选择。比如,美的集团的一个下属企业,最近就不得不宣布裁员30%,GDP还是保持原有规模,只是利润少了。被裁减下来的劳动力会流入新企业、新项目。

绝大多数企业面临的问题是,生产规模没增加,利润不断下滑,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,这是致命的剪刀差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8)。当劳务市场劳动力价格上扬时,企业不增加工资也不行了,硬撑下去业务骨干和技术骨干会跑光。在这种情况下,企业就会一边增加工资一边走下坡路,且战且退,最后破产倒闭。大幅裁员是企业破产前的挣扎行为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49)。

即使企业给职工增加工资10%,可是通货膨胀率为10%,职工收入就等于零增长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0)。现在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呢?按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《经济蓝皮书》预测,2011年CPI全年上涨5.5%,实际上民众感觉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.5%,也远远不止10%。去年买个馒头是一块钱,现在买个馒头是一块五;去年擦皮鞋是两块,现在擦皮鞋是三块;去年洗车是二十块,现在洗车是四十块;去年上酒楼吃饭是一百多,现在上酒楼吃饭是两百多。还能找出什么东西是只涨价5.5%的吗?每个家庭都可以直接计算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涨了多少,平均一下或加权平均,就是生活用品和服务通胀率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1)。也许有些地方的住房微涨、持平或微降,但这是民众不买房的结果,降再多也没意义。CPI是消费物价指数,可以视同通货膨胀率,实际上是与民众生活有关的通货膨胀率,不妨称为生活通胀率、消费通胀率或大众通胀率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2)。

因此,政府不能光想着怎么征收税费,还应想着怎么控制好征收比例。税费不是征得越多越好,收多了会影响国民经济发展,甚至导致国民经济垮台。这里有两个原则:一是比例原则。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最佳是控制在10%以内,最高不能超出20%,超过了国民经济就有难了。二是同步原则。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,应等于或低于GDP的增长。现在的情况是,税收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甚至远远高于GDP的增长,这样就很不妥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3)。

把更多的钱留在企业,可以提高工资、增加福利、维持运转和促进发展,这是很有必要的,政府都拿去了企业就惨了,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,企业赚到的钱很有限,利润微薄,挣扎求生,沉沉浮浮,多征一些许多企业就迈不过那道坎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4)。

政府的钱是拿来消费的,企业的钱是拿来生产的,若想推动经济高速发展,就要把更多的钱留在企业,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在企业而不是在政府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5)。

政府应该明白一个道理:钱对于政府而言绝不是多多益善,一个大肆聚敛钱财的政府,要么是短命政府,要么是被诅咒的政府,当年国民党政府就是这么垮台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6)。毛泽东很懂其中道理,一直认为钱太脏,他自己从来不碰钱,也不让部下去碰钱。现在毛泽东还有威望,威望主要来自于清廉和俭朴。

四、保护好城乡环境

环保是保什么?保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;环保是保什么?保空气(高空、低空、马路及两侧、室外、室内等)、地面、地下、水体、水流、水系、地下水、楼顶、楼身、路面、树木、花草,以及从郊外流入城市的食物和水源。要做好这些工作那就是浩大的系统工程了。可是,似乎环保部门工作轻松,有时甚至无所事事,是找不到方向还是权力不够呢?如果市领导像抓经济那样抓环保,那工作就做到点子上了。

许多企业、许多人才、许多资本,最初是趋向于流入一线城市的,有些进来后发现环境不好,又流出去了或在原地忍耐,伺机流向更合适的地方。厦门城市不大,工业缺乏,商业一般,但有钱人很多,据说岛内的宝马、凌志和奔驰举目皆是,为什么会这样?一个重要原因是厦门风景优美无污染,因而福建的有钱人都在厦门买房,许多商人和公司迁入厦门,总部在厦门工厂在外围。这说明环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环境直接影响到健康和寿命,这比金钱、富裕更重要,具有一票否决权。

一座城市可以投入巨资建设得美伦美奂,但阴霾笼罩城市,再美的景观也看不清了,美也就失去了姿色。八十年代去沈阳,发现居然有灰蒙蒙的城市,令人惊讶不已。现在哪个大城市不是灰蒙蒙的呢?从郊外进广州,也经常发现广州是灰蒙蒙的,此时心情特别沉重。蓝天本是天然,现在居然要作为一个目标和理想去追求。六七十年代很少有癌,现在癌出现在自己家人和亲朋好友中间,有些人很年轻就死了,这都是环境惹的祸,这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轮到自己。

城管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环保上来,作为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督执法队伍,看得见的要管,看不见的也要管,许多污染物是看不见的,违章建筑和乱摆乱卖可视为破坏环境,当然一些小贩为生计所进行的摆卖,只要过得去是不宜过多干预的。你端人家饭碗,人家会跟你拼命。有一次有几个农村妇女在天河城门前卖水果,突然城管来了,其中一个妇女抱起装着水果的箩筐飞奔横穿天河路,在我车前直冲过来,我急刹车后她冲了过去,但我左侧车道的车辆被我的车挡住视线,没料到会有人突然横冲出来,“嘭”的一声撞个正着,水果飞起来往我的车上砸来,我从反光镜往回看,车停下来了,人直挺挺躺在地上不动,可能死了。

五、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

国家就像一个家庭,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帮助,有的家庭成员没饭吃了,总得匀一口饭给人家吃,不然自己能吃得下么?就算你能吃得下,他在你旁边饿急了也会过来抢饭碗,这样天下就不太平了,盗窃、抢劫和杀人案件就会层出不穷,如果有人上井冈山闹革命,他也会跟着上山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7)。

若有基本生活保障,没有了后顾之忧,也有利于有才干的人出来创业,或跳出来经商,或跳出来做学问,研究理论问题或技术问题,做成了飞黄腾达,做失败了回家还有饭吃,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。改革开放前大家都端着铁饭碗,没有什么人敢跳出体制自谋生路,这埋没了许多人才。

即使春风得意的人,也有老的时候,病的时候,可能还有破产倒闭的时候,贵为富豪、贵为高官、贵为总统、贵为皇帝又如何?运气过了之后也会成为平民,也有机会饿肚子。因此,社会保障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,不然每个人都活得不踏实,今天不知明天事,吃了这餐不知是否还有下餐。天天都有危机感的人会幸福么?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8)。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大家那么穷,还是感到充实和幸福呢?甚至许多人感觉比现在更幸福。什么原因?这饭碗有保障啊,吃了今天的不用担心明天的。

幸福是什么?幸福就是不用担心会饿死,这是许多收入不稳定人群的想法,至少这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,这就不难理解许多人不是追求大富大贵,而是追求收入稳定。当然,生活保障也不能太少,给他几百一千的,他只够吃半个月,到了下半个月还得饿死,要给就给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。而且,现在要活着也不是有钱买米就行的,其他生活费用比吃饭大多了。

六、保障公民的安全

公民安全包括对外安全和对内安全,也就是对外防侵略,对内防犯罪,前者是军队的职能,后者是公安的职能,一个公民若没有安全,也就失去了一切。想想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人是怎么活着的,就会明白其中道理。

养支军队摆在这里,好像无所事事,白吃白喝,其实军队的存在就是价值,就像你养一头狮子带在身边,你看不到狮子的作用,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摆在那里,只是你看不到而已,安全从来都是无形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59)。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奉献是什么?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和安全,毛泽东的军队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,也很能打仗,血肉之躯也能抵挡美军的飞机大炮,不怕死是中国军队的特点,美军至今仍心有余悸,这样敌人也就不敢来冒犯了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中国境内基本没有战争了,但从1840-1949年这一百零九年间,中国境内的战争就没断过,中国人民不得不在战场上生活,这是什么感受?和平生活比富裕生活更重要。当然,军队是花钱大户,国家需要的是精兵,和平时期有精兵,战争时期全民皆兵。因此,如何压缩军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0)。邓小平很明白其中道理,伟人就是与众不同。

警察是公民的贴身警卫,直接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1)。警察是对付罪犯的,在偶尔的情况下,警察也对付老百姓,刀枪棍棒用错了地方,这是职能异化,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。也有一些警察是专门对付老百姓的,如交警,因而交警与民众的矛盾比较大,民众也比较憎恨交警,有些司机忍不住时甚至会开车撞交警或杀交警,这对交警和政府都不是好事。城市有了红绿灯,也有摄像头,马路上真的不需要太多交警。

治安环境对于公民而言非常重要。发生治安案件不是别人的事,哪天就可能轮到自己。两年多前我上大学的儿子同学聚会,晚上一点多散场后,儿子送一个女同学去搭车,在万菱汇门前(当时还是工地)经过时,突然杀出三个劫匪剪径,二话不说就对我儿子杀一刀,我儿子手一挡刀尖刺在手脖上,顿时鲜血直流,然后劫匪把两个人身上的钱和手机抢走,第二天带公安去看现场时还看到一大摊血,一直滴向远方,若刺中动脉也就没命了。两个当事人都懒得报案,觉得报了案也没用,何必自找麻烦呢,是其他同学帮报的案。这是在广州商业中心发生的事,尽管公安很重视,但案子一直没破。犯罪分子受不到惩罚,也就更嚣张了,两年多后就有美院教授被杀死在天河城旁自己的汽车内,原因同样是抢劫,离我儿子出事的地方也就几百米。在这方面,上海做得不错,市民普遍反映治安很好,姑娘不怕走夜路。

七、营造一个公平的法律环境

公、检、法都是属于政府的执法部门,工作做到家了公民才有生存的基础,若没有法律,社会必然解体,公民无法生存,想杀谁就杀谁,想打谁就打谁,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。特别在市场经济中,涉及财产的纠纷比较多,不得不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。解决得不好,公司会倒闭,个人会断粮。

现在的法律是比较公平的,一般不用幕后做法官的工作,有时出现不公平只是法官水平问题。现在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,一是过程太长。一场官司下来短则半年,长则一两年,把双方都折腾得筋疲力尽,以后有官司也不敢打了。中小官司一个月走完一级法院的流程如何?

二是舆论影响。一些案件经舆论曝光后,人人都说该杀,法院和法官迫于舆论的压力,也就把人杀了。其实,挨一枪也就痛一秒,把牢坐穿则是痛苦一生,人死了痛苦的是亲人。

三是权力影响。当政府部门与公民发生矛盾时,公民是没办法打官司的,或者不受理,或者打不赢,这种做法很不好,影响政府形象,不利于工作改进。允许公民与政府打官司体现的是法治社会,政府部门输几场官司反而更好,这样的政府民众才会拥戴。不然,你说一万次法治社会,没人相信;你说公民是国家主人,也没人相信。民众会认为国家不属于我,只属于政府和领导。输给一个人,赢得十四亿,这是简单的算术题。

四是权力干预。当某个领导给某个案件定调时,也就是领导说了算,而不是法官和法律说了算了。当遇到运动要“从重从严”打击时,往往就判得比较重了,尽管法律还是那个法律。

五是仲裁委执法。劳动仲裁委实际上就是专业法院,专司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务纠纷,权力很大,一级终审。问题是里面的“法官”不懂法。

现在新闻经常报道企业恶意欠薪问题,认为发生欠薪就是老板想赖账,其实事情没这么简单。作为企业,工资是首先要保证的开支,任何开支都可以拖或省,唯独工资不能拖或省,否则人才会离去、员工会走光,企业还怎么做?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2再说,员工干了活老板敢不给钱?员工不打死你才怪呢。因此,几乎没有企业敢恶意欠薪,当企业拖欠了所有员工的工资时,十有八九是企业拿不出钱来了;当企业拖欠个别员工的工资时,十有八九是这个员工侵犯了企业的利益。只有一种情况是恶意的,企业行将破产,老板关门走人,连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发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3)。企业的钱到哪去了?十有八九是被下游企业拖欠了,即被客户拖欠着。

作为企业来说需要法律解决什么问题呢?第一,三角债问题。你欠我的,我欠你的;你拖我的,我拖你的。现在做生意利润薄,提供产品、工程和服务给对方后,对方就不支付后面的款项了,这么一来赚钱生意就变成亏本买卖了,几次下来公司就破产倒闭了。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几个公司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,一是时间太长拖不起,二是路途太远不想去,你到人家的地盘同别人打官司,能打得赢么?打赢也执行不了啊。

第二,内部违法问题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4)。现在是用工荒时代,员工不怕老板,还没等你炒他,他就炒你了。因此,有机会时就会侵吞公司利益,严重时导致企业垮台。事实表明,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,企业就没有能够赖以生存的土壤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5)。

古代老百姓打官司,都是去县和州政府,由政府一把手开庭和断案,说明领导重视,现在没有多少一把手这么重视法律了。当时官也少,一县一个官,一州一个官,县令是官,知州是官,其他只是幕僚,算不上官了。

八、精简机构

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意识到国家行政机构庞大,五套班子五套系统,谁也不敢下决心精简,有时下了决心也精简不了,也就成为历史包袱留存至今了。这五套系统消耗着国家大量资源,占有财政支出的最大比例,而且还入不敷出,只能拼命征收税费,以便维持五大系统的运转。这样就有问题了,一是政府征税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养活政府?二是高比例财政收入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,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和生死存亡。

这是需要加以认识、正视和解决的。在五套系统中最庞大的是政府系统,县政府大楼比白宫的三层小楼宏伟得多。既然政府不再直接管经济,有些部门是可以不要的,有些部门是可以合并的,有些部门是可以精简的。卖烟是否需要烟草专卖局?卖酒是否需要酒类专卖局?卖盐是否需要盐务管理局?盐在封建时代是重要的,现在已经不重要。

现在有两套征税系统,一套是国税,一套是地税,这等于一项工作交由两套系统来做,这就是极大浪费了。国家机构的成立,不能由某个领导一时心血来潮一拍桌子就定了,行政机构的臃肿就是在几十年间这么形成的,你成立一个部门我成立一个部门,成立后大多不撤消,也就遗留下来了。国家机构的编制应由人大来决定,临时成立什么部门也需要人大批准,并要明确人员编制和撤消时限。

设一个部在这里,摆一个官在这里,再给他一点权力,腐败的条件也就具备了。不设这个部,不设这个官,就没机会腐败了,或者削了他的权,他就没那么容易腐败了。再说,设了这个部,下面还有很多司、局、处,每个处都有不少人,这些人总不能白拿薪水啊,也想做出点成绩啊,于是挖空心思出馊主意,你撰写一个命令,我起草一个指示,他泡制一个规定,拿给领导签字下达,就成政府法规了,于是老百姓什么事都做不成了。向前走不行,甲部门有规定;向后走不行,乙部门有规定;向左走不行,丙部门有规定;向右走不行,丁部门有规定。只有两个方向可以走,要么上天,要么入地。做一件事要盖几十个公章就是这么来的,每个部门都揽权啊,不然部门没权力,个人没油水。有时候国务院各部也没有下达某方面的文件,但省、市、县、乡镇政府的部门都有可能下达,五花八门,林林总总,甚至文件违法也不知。

文件虽然是由政府下达的,但都是由个人起草的,少数重要文件是几个人起草的,这一个人或几个人想出来的东西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么?许多公务员毕业之后就坐机关了,对经济工作不熟悉,写文件指导什么或规范什么,往往会出错。当然,有些东西是需要明文规定的,比如不准在食物里添加毒素或有害成份,但这不是应该由政府下达的文件,这是法律条文。政府下文也没什么用,触犯了你只能取缔或罚款,不能抓他去坐牢。

我也坐过十几年军队机关,泡制过几十万字的文件,有些是有用的,有些是无用的,有些是添乱的,有些是敷衍领导的。写文章是一种乐趣,因为心里有话要说;写文件是一种折磨,因为是没话找话,要说假话空话大话。有些重要文件是需要几个人一起凑话的,要多烦有多烦。“有样照样,没样沿着墙壁上。”我刚到机关时,机关老笔杆是这么向我传授写作经验的。

有时内心在想:红军识字不多,文件很少,怎么就经常能打胜仗呢?如果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文件,这仗还能打么?部队要发起冲锋了,先起草和打印一份命令,让快马送达部队,然后集合部队宣布命令,全体官兵高喊“冲啊”,杀向敌人。这样打仗是不是很有诗意呢?

文凭和知识是两回事,知识和能力是两回事。有些高学历的公务员,泡制出许多对民众有巨大杀伤力的文件,从教育、前途、生活、工作、医疗乃至生命都有影响,误人误军党误国啊。在军队和政府系统,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已变成文字工厂,写作、编辑、校对、印刷和发行一条龙作业。当然,文件也有特殊功能,这就是部队机关不写文件就无所事事了,这样会导致整个机关的涣散。在和平时期,为了不让部队官兵太闲导致胡思乱想,部队经常会没事找事做,如文件、会议、队列和内务卫生等。这对部队是有必要的,因为军队就是拿来养的。但对政府而言就是没必要的了,因为政府不是拿来养的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6)。

党的系统应更精简一些,党的部门不能与政府部门重叠,专职部门或专职人员应减少。人少效率才高,在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专职人员极少,中央机关就几个人是专职的,一个村就可以容纳党中央了,这么精干的党中央,连天下都打下来了,何况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呢?党的力量不是体现在机关的庞大上,而是体现在党员队伍、党的组织、党的思想和党领导的系统上,如政府系统、军队系统和警察系统等,当然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民的拥戴。政府、警察和军队系统过于庞大会适得其反,会因为自身重量太大而崩溃,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就是这么垮的,因为人民养不起也不愿养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7)。

机构精简不下来,那是方法不当,若采取以下措施就会行之有效:①想当官的留下来,想下海的随便去,工资福利不变(等于白拿,回家睡觉也来钱,若去应聘等于拿双工资)。②经商失败或重新想回机关工作,办个手续就回来,官复原职,不受影响。③尽量控制招收公务员,让人员自然减员。这么一来可能会很容易减下一半人来。高薪养着一群退下来的公务员,总比让这群人写文件帮倒忙更好,也可以减少权力腐败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8)。虽然人人都想当官,能当上官的毕竟是少数,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当个普通公务员,没必要在哪里等待一顶乌纱帽从天上落到自己头上。最好别忘了,官当再大也是打工的,给领导和民众打工。想当官的,机关人少了,升官机会更大;想自由的,离开官场后,天高任鸟飞,海阔任鱼跃。各得其所,皆大欢喜。

其实,当上官未必就好,由于贪官太多,把“官”的名声玷污了,荣誉感没有了或褪色了。每一个官员,都应关注老百姓注视自己的目光,这些目光有仰视、平视、斜视、俯视和鄙视之分,在过去年代老百姓对每一个官员都是仰视的,在当今时代会因人而异、截然不同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69)。

九、控制开支和合理开支

国家财政收入是十万亿元,这是一个庞大数字,这笔钱怎么控制开支和合理开支就是一门学问了,不然大笔一挥钱就挥霍了。一个人也好,一个企业也好,一个政府也好,花钱时若手太松就永远都不会有钱,永远都觉得钱不够用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70)。国家的钱很多,但不够用;李嘉诚的钱也很多,也不够用。道理是相通的。

花每一笔钱都是要三思的,想一想这笔钱该不该花,必要时进行讨论和论证,不能领导心血来潮想怎么花就怎么花,一些大的项目开支最好经过人大讨论和批准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71)。一个官员如果有机会受贿一千万元,那么他就有权力挥霍几十亿、几百亿元甚至上千亿元,还不如让他好好花钱,节省下来后奖他一千万算了。虽然在政治上不可行,但在经济上更合算。

十、保管好公共财物

政府掌管着民众的公共财产,这是需要妥善保管的。比如说,改革开放后出口企业在三十年间赚来的美元,如何储存和使用就是一个问题,这些钱通过结汇的途径集中到中央银行了,有一部分用于进口商品了,有一部分买了美债,有一部分作为美元保留着。用掉的有个合理使用的问题,美债和美元存款,就因贬值而亏损了,时间越长亏得越多,改革开放三十二年,取中间值为十六年,考虑到后期出口比前期多,取十年为平均持有期,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到现在,美元贬值了70-80%,那么我们亏损了多少就可以计算一下的了,亏损的钱养活了美国政府、美国军队和美国人。

还有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,都有一个保存和使用的问题,前些年改制时不少国有资产流入个人私囊了,现在和将来还有国有资产不断流入个人私囊,国企做生意亏损一点,赚少一点,开支大一点,这些钱都可以流入掌权者私囊。另外,国企赚到的钱,由政府或国企用掉了,也有不妥,国企够庞大了,不需要太多发展;政府有财政收入了,也不需要花国企赚来的钱。国企的股东是全国民众,赚来的钱应用在全民福利。若利用垄断地位大赚股东的钱,那就是本末倒置,天诛地灭。

十一、看管好印钞机

通货膨胀是怎么来的?是滥印钞票造成的,生产没减少,需求没增加,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只有一个——滥印钞票。这是每个老百姓都明白的事,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。老百姓吃亏了恨谁?恨政府,到头来吃亏的是政府。千万不要认为老百姓都是糊涂蛋,他们心水清得很,遇到什么吃亏的事也习惯性归咎于政府,不管事情是否与政府有关。钱贬值了,生活困难了,很容易就认为是政府工作没做好。

为什么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和美债会亏损呢?一个重要原因是滥印钞票。企业赚到美元就是企业的,企业可以花掉或拿到外汇市场自由兑换,他们手中的美元绝对不会长期持有或购买美债。问题是,中央银行认为美元是个宝,于是就强行要求企业与中央银行兑换成人民币,于是企业拿来多少美元中央银行就印多少人民币。且慢,人民币能这么印么?这样钱就变成两份了,一份归出口企业,一份归中央银行,中央银行的钱平白无故多了出来,这纯属滥印钞票行为。政府已经有了可观的财政收入,绝对不能通过滥印钞票的方式聚敛民间财富(《平衡经济学》基本原理之72)。

民众创造多少财富就印多少钞票?大错特错,每年GDP是四十万亿,难道每年要印四十万亿钞票?无论企业赚了国内的钱还是赚了国外的钱,无论赚了人民币还是赚了美元,都是同样道理,银行不能见企业赚钱就印钱,况且美元只是企业收入还不是利润。每年过年之前都会看到许多新钞流入市场,钱是不能这么印的(钱应该怎么印,目前全球都没有管用的宏观理论作指导,随后本人会推出相关理论)。

 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12年1月7日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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