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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格的本质及来源

 

  性格是人对事物的心理反应特征,这种心理特征通过神态、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。所谓事物,就是人、物、事的总称;所谓心理反应,就是化学反应。化学反应在体内,反应发生后就通过神态、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。事物刺激人体,人体发生各类化学反应,其中一类化学反应的表达就是性格。性格不同,会引起态度的不同和行为的不同。全球六十多亿人,不仅长相不同,而且性格不同,性格的差异反映了人的内在差异。

  人的外表差异、内部差异和性格差异,是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分离趋势,这种趋势仍在继续,分离到一定程度,就形成了不同的物种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当两个人或两群人的性格差异太大时,就格格不入了。如果是夫妻,就整天吵架、打架;如果是民族,就容易爆发战争。

  既然性格是进化中的分离趋势造成的差异,那么不同的人群的差异就有大有小,亲缘关系、地域关系近的差异小,远的差异大。在性格构成中,有一部分尚无差异,是共性;有一部分已有差异,是个性。共性与个性的集合,就是性格。性格不仅属于每一个人,而且属于人群、族群、种群、种族、物种。

  张三有张三的性格,老人有老人的性格,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,黑人有黑人性格,人类有人类的性格。性格需要比较才能显示出来,两个人相比,或两群人相比,可以比出个性和共性。由于存在共性,群体才有共同的性格,不过,人们看重的是个性。从个性来看,人类与老虎,是两种性格不同的动物;男人与女人,是两种性格不同的性别;老人与儿童,是两种性格不同的年龄。

  性格一半是天生的,一半是后天形成的。基本生物把你造成什么样,你就有什么性格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但性格的另一半,是在后天获得的,食物、环境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、文化、经历、年龄、职业等,都可以影响人的性格。当个拳击手,性格中更多了一些杀气;当个医生,性格中更多了一些斯文。一个在顺境中成长的人,性格中更多了一些懦弱;一个在逆境中成长的人,性格中更多了一些坚强。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屡屡经受挫折,往往变得更坚强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每一次挫折都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。古人言:天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劳其筋骨,饿其肌肤,苦其心志。其道理在于,曾被劳筋骨、饿肌肤、苦心志的人,具有更坚强的性格,更能担当大任。

  社会对人的性格影响是很大的。美国人个性张扬,因为美国社会崇尚张扬;中国人个性含蓄,因为中国社会崇尚含蓄。归根结底是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,中国人受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熏陶,讲礼重德,崇忠尚义,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”。在这样的社会中,若不学会含蓄、谦虚,是很难取得成功的。而美国建国才两百多年,历史文化的框框不多,作为移民国家,取得成功的人,都是依靠个人努力闯荡出来的,因而更崇尚个性鲜明的人。若在美国处处表现出含蓄、谦虚、谦让,个人就很难出人头地了。姚明到美国打球,第一年处处谦让,表现平平;第二年学会霸道,表现出色。但霸气还远远不够,若像奥尼尔那样,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超级巨星。

  中国人讲礼重德、崇忠尚义的性格,也体现在国家的性格上,中国给别国的印象就是有礼貌、有道德、讲义气、守信用,不会无缘无故侵犯、欺负别人。有些周边弱小国家担心受中国的欺负和侵略,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了解,对中国的性格不了解。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清楚,自己的国家绝不会侵犯别国,但若受到挑衅和欺负,则是不怕鬼不信邪的。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专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为对手的,打北洋、打老蒋、打日本、打美国、抗苏联,莫不如此,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性格。

  个人、企业、城市、民族、政党和国家都有性格。美国的性格就是美国人的性格,不过美国总统的性格占有50%的分量。美国的性格之一就是好斗,有时大打出手,有时候小试牛刀,这种差异主要来自总统的性格差异,当然还有外部环境的不同。本来美国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国家,被人指为“孤立主义”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本当头棒喝之后,被打醒了,性格开始变得外向和好斗,打了一场战争,给美国带来了无穷好处,于是认为外向、好斗有益,也就形成了这种性格,这是经历造成的性格变化。直至今天,这种性格依然未变。

  美国总是千方百计阻挠别的国家强大,甚至不允许别国手里拿着棍棒,就是怕被别人第二次当头棒喝。不过由于美国过于好斗,得罪了不少人,想打美国的人很多,于是有了“9.11”事件,让美国体验到第二次当头棒喝的滋味,美国无辜平民付出了惨重代价,博得了全世界的同情。被打之后,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,都在问:“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?”得到了各种似是而非的答案。有人说:他们嫉妒我们的自由;有人说:他们嫉妒我们的富有。美国人还蒙在鼓里,让人惊讶不已。原因不是明摆着的吗?追根溯源,问题出在美国好斗的性格上,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今天,美国几乎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,是打仗最多的国家。美国好斗的性格若不收敛一些,有朝一日会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发生核弹爆炸,而且不知核弹来自何方。

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几乎美国所打的历次战争,给国家带来的损失都大于利益。大战伤痕累累,元气大伤;小战利益模糊,失去人心。海湾战争是美国二战后打的唯一正义战争,动员了五十多万军队和大量装备、民船,以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,但伤亡小不等于代价小,花了一千多亿美元战争费用。全世界都说是为了石油,但并未得到石油,也未平抑油价。真正得益的只是军火商,不但卖了不少军火给美军,还免费做了军火广告。其中做得惟妙惟肖的是爱国者导弹,全世界都给骗了。从技术上看,爱国者是防空导弹,飞毛腿是弹道导弹,防空导弹拦截弹道导弹技术上还不成熟,弹道导弹下落速度可达20倍音速(飞毛腿略低些),比子弹还快十倍,防空导弹也就3倍左右音速,要命中这么快的目标,是很难做到的,如果能命中,也是小概率事件。即便如此宣扬,美国出口军火所获得的利润,不会大于一千多亿美元。在这里,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,都被军火利润强奸了,军火利润是战争的真正动力。

  这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美国总统这么好斗了。几乎每个总统上台,或多或少都要对外用兵。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速发展,美国的军火工业已经难以刹车了。十一年前,有一个叫布什的总统与萨达姆打了一场战争;十一年后,又有一个叫布什的总统与萨达姆打了一场战争。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的巧合,最好先了解一下布什来自何方。大小布什来自得克萨斯州,这个州是美国排行第三的军火工业基地。大小布什如此好战,不得不让人认为是军火商把他们推上总统宝座的。

  伊拉克战争,是美国所打的一场最不得人心的战争,师出无名,用兵轻率,为了打仗而编造理由,其实理由不重要,重要的是美国想打仗,这对世界的震撼极大。虽然萨达姆是个暴君,推翻他人心大快,但美国进攻的不是萨达姆,而是一个国家,整个国家都为美国的进攻付出代价。全世界都感到不舒服,美国正在世界范围失去人心,正在逐步成为全世界的敌人。美国人出国,越来越没有安全感;美国人在国内,也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

  与美国人接触,会觉得他们比较文明,比较友善,看NBA球员比赛也觉得他们挺可爱,弗朗西斯、奥尼尔、邓肯一个个都是活宝。但一提起美国,世人就摇头,问题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总统,主要工作就是寻找敌人,树立敌人,制造敌人,并与敌人开战,他们为美国人民没做多少值得一提的工作,值得一提的只是肯尼迪的阿波罗登月计划,但这也是与苏联进行太空军备竞赛的一个军事项目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克松与中国交朋友,为美国人民减少了十亿敌人,但这也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,而且只是权宜之计,现在中国又变成了美国的潜在敌人了。从根本上说,战后的美国总统不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,只代表美国财团的利益,有的总统甚至成为军火利润的傀儡,在全世界范围内为美国人民找回了数十亿的敌人。敌人多了就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,有庞大的军队就要有庞大的武器装备,有庞大的武器装备就要有庞大的军火工业。

  如果美国没有一支强大过了头的军队,如果美国不在全世界范围不断寻衅滋事,全世界都会生活得轻松许多、富裕许多。苏联、东欧、朝鲜、越南、古巴、伊拉克、阿富汗的贫穷都与美国过于强大的军队有直接关系。尼克松来访前中国的贫穷也与美国过于强大的军队有直接关系。毕竟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打过两次仗,并长期处于战争准备状态,不得不保持一支较为强大的军队,不得不生产较多的武器装备,不得不挖了许多防空洞,不得不把重要企业搬来搬去。当然,美国每年花四千多亿美元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,也贫穷了自己,不然美国会更富裕。

  作为一个国家,美国“变坏”是从朝鲜战争开始的,原因在于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庞大军火工业需要天下大乱,二战有希特勒、东条英机搅乱了天下,战后坏人不多了,于是美国就到处找坏人,找到的坏人大多数都是好人,于是美国反而变成了坏人。

  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,对一个国家的性格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。在对外事务上,中国与美国的处事态度截然不同,这种态度反映了性格上的差异,性格上的差异反映了历史文化的差异。中国主持正义、讲礼重德的态度,正在世界范围赢得人心,树立威望。在这里可以看到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作用与价值。如果说美国在某些方面不如中国,就是在历史文化上不如中国。中国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悟出了一个真理:侵略别国是大忌。1840年以后,中国就饱受世界列强的侵略,受尽了战争之苦、亡国之辱,最终侵略者都以失败而告终。美国建国后就没有这些经历,也就不明白其中的道理,于是认为战争是万能的。看看世界的战争史,几乎所有的侵略者都没有好下场。不可四面树敌,在中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,在美国甚至连总统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这就是历史文化的差异。

  当然,在历史文化上美国也有优势,主要体现在枷锁较少,天性较多。比如,对民主价值的认识,美国人比中国人要深刻得多。毕竟中国人受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统治,当惯了奴才,还不习惯当主人。而当上官的,又往往习惯于当主人,不习惯于当公仆。因此,孙中山想照搬西方民主,失败了,因为国人的思想跟不上,对“官”的理解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。在这方面,中国还有一段路要走,中国的民主事业正在不断推进,也许在二十年之内就会跟上来。辛亥革命以来,中国的民主事业,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的,步子虽然不大,不时还有曲折,但发展的趋势却不可逆转。袁世凯手握重兵,掌有实权,也无法扭转这一历史趋势。

  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,主要是处世哲学,即做人的道理,做人的行为规范,怎么要求自己,怎么对待别人。可是这些东西已经被抛弃了,学校不开设这门课,有些大学生性格扭曲,不知怎么处理同学关系、师生关系,甚至有了矛盾就杀人。有些学者也隐隐约约觉得需要从祖宗那里继承一些东西,但就不知道要继承什么。其实主要就是继承处世哲学,另外诗词、书法、国画也是值得继承的,教材已有这样的内容;中医是独有技术,可以发扬光大;《孙子兵法》是系统的军事专著,许多军事思想至今仍然适用;散落在《周易》、《中庸》等典籍中的哲学思想,值得整理甄别,有价值的部分可以继承和发扬;四大发明早已成为人类的财富,在技术上已被超越。除此之外,科学技术能继承的东西并不多,在各个方面西学领先许多,洋为中用,照搬可也,吸纳之后,再图赶超。

  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座城市的性格,有很大差异。主要也是受历史文化影响形成的。面对非典,广州从容淡定,不慌不乱,该做的都做了,不该做的都没做,大家都按平常那样生活和工作,甚至上街戴口罩的也不多。广州人认为明天的死很遥远,今天的活很实际,若明天轮到自己死,死就死罢,命中注定,躲也躲不掉,反正贱命一条。相比之下,北京、上海人则更珍惜自己的生命一些,非典来了,有点惊惶失措,如临大敌。的确,从血统上看,北京、上海人是比广州人高贵一些,历代皇亲国戚、文臣武将、达官贵人的后裔比较多,有乌纱的、有钞票的、有名气的、有长相的、有墨水的人也比较多,命也就值钱一些。不仅如此,人的气质也不同。北京、上海姑娘就有大家闺秀的风范,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高贵,这种气质是从帝王将相家的公主和达官贵人家的千金身上模仿来的。广州姑娘更像是村里没见过世面的小家碧玉,平平淡淡,最高理想是嫁个有米的男人。这也难怪,毕竟广州没有公主与千金给她们模仿。

  北京的男人更关注政治,喜欢侃皇帝大臣和政府官员的政事家事。有悠久经商历史的上海、广州的男人,则更关心生意,不过两地男人做生意的态度是不同的。当上了中国首富的丁磊接受采访时说:“若口袋里有一百块钱,上海人会拿出50块做生意,另外留50块养家;广州人会再向朋友借100块,拿200块去做生意。”这话有点夸张,但却反映出两种性格。这两种性格也各有长短,若生意成功,则是广州人精明;若生意失败,则是上海人精明。造成这种差异也在于历史,上海在历史上是一座工厂,上海人主要是来自华东、华北一带的农民,他们千里迢迢,背井离乡,来到上海当工人,唯一的依靠就是一双手,挣点血汗钱不容易,万一倾家荡产,就温饱无着了。广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商埠,广州人主要是来自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一带的农民,他们离乡不背井,来广州做点小买卖,万一生意失败,还可以回乡耕田,丰衣足食,三餐无忧。

  上海人对事、对物、对钱算计得比较精细,这是优点也是缺点。广州人比较超脱,对事物、钱财拿得起放得下,有生意来往的人钱财难以分清,你的也是我的,我的也是你的,欠对方一万、几万,或者不来追讨,或者打几个电话追一下,对方不还往往就算了。广州人自己穷得揭不开锅,也乐意请朋友吃饭,朋友之间一起吃喝玩乐,广州人愿意为朋友掏钱。这种区别也可能来自历史,上海人的祖先是工人,钱财当然要分清,让工友占便宜担当不起,也没必要。广州人的祖先是小生意人,为别人花点小钱,也许会带来大钱。起码经常要请客户吃饭,请多了就形成为别人花钱的性格了。

  所以广州有早茶、夜茶和宵夜,主要功能不是吃,而是提供一个社交场所,以吃为名相聚交谈,交流感情,交流信息,花钱也不太多。谁发出邀约谁就掏钱,这是惯例,若客人争着买单主人就不高兴了。若有生意往来或合伙做生意,广州人也乐于让对方赚点小便宜,生意最成功的商人,往往是最善于让别人赚便宜的商人。九十年代初,广州有个商人做什么亏什么,屡战屡败,负债累累,后来贷了一百万,买了一台靓车,包装成大款,天天请人吃喝玩乐,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,半年后就开始发达了,因为那些被请的人开始关照“朋友”,不时批准他进口一些旧的“汽车部件”,进来后就组装成汽车卖到了北方。

  这反映了广州人的精明,当然上海人也有上海人的精明。刘翔、姚明、王励勤都出自上海,这不是偶然的,这是一系列精确计算的结果。刘翔跨栏的每个动作,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;预赛、决赛时的发力程度,也是经过精心谋划的。王励勤人高马大,手长腿长,选择打乒乓球就是一种精明,加上横握球拍,控制范围更大,横刀立马,左右开弓,半张球台都在他的控制之下。中国队强调前三板,力求前三板解决战斗,他除了掌握三板斧之外,还有针对性地加强相持能力,顶住了三板斧就胜券在握了,所以在中国队中冒了尖。能在中国队冒尖的人,在世界大赛中拿冠军就是迟早的事了。姚明虽是打工仔,挣的钱比美国总统多几十倍,也比中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还多,他没有全部装入自己的腰包,代表中国打比赛也很卖命,很会讨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欢心,所以被评为劳动模范,电视转播他的比赛也多,这意味着NBA的市场扩大到了中国,姚明的身价随之大幅提高,做广告的报酬自然是天文数字。在这方面,最早去NBA打球的王治郅可以向姚明学点东西。

  在姚明身上还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现象,用马克思的眼光来看,姚明是工人阶级,却不是无产阶级,而是资产阶级,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矛盾体,居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。所以美国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,因为美国几乎没有无产阶级,有工作的人起码是小资产阶级,或说中产阶级。相反,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,却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,因为这些国家到处都是无产阶级。

  这对中国是有启迪作用的,中国应该尽量消灭无产阶级,主要途径:一是要发展经济,增加社会财富。二是要适当匀富,抽富济贫。不能让工人每月挣六百元,资本家每月赚几百万元,政府应该规定最低工资标准。低工资是吸引投资的优势,也是剥削工人的利器,有利有弊,弊大于利。发展经济是为了富裕民众,若富的是老板,穷的是工人,只是极少数人得利。除此之外,还应向富人适当“抽血”,输给“贫血”的穷人。三是要藏富于民。政府征收、罚没、消耗、储备、使用的财富要尽量减少,或说适可而止、恰到好处,这样民间的财富才能多起来。做到了以上几点,才能真正拥有社会稳定。不然的话,在大量存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下,难以有长久的社会稳定。以钱财为目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,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种表现。一个人没有活路时,就有可能去偷盗、诈骗、抢劫或杀人,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方向,如果有人上井冈山闹革命,他也会跟着去的。

  在对待乡下人的态度上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个城市是绝然不同的。北京是六朝古都,市民是皇帝的邻居,看过皇帝的排场,见过皇宫的浩荡,对外乡人是不屑一顾的,操外地口音的人进京后会感受到这一点。北京服务窗口的女士,见到外地人是逢官大三级的,服务态度相当差。上初三的儿子从北京回来,跨进门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爸爸,北京人不会做生意,服务态度很差。”这与我二十年前的感受一样,当时的感觉是处处遭白眼。对于北京人来说,乡下人就是外地人,其他城市来的也是乡下人。在这方面,广州人与北京人形成了反差,北京人崇拜权力,广州人崇拜金钱。广州人从来不把官员当回事,对皇帝也只是敬三分,至于皇帝身边的家奴或脚下的子民,没觉得有多高贵。在广州人的眼里,卖酱油的就是卖酱油的,在北京卖还是在乡村卖,都一样。

  上海虽然一百多年前只是一个县,但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,云集高鼻洋人、达官贵人、巨商大贾,这些人对乡下进城谋生的人,是居高临下的,甚至有洋人视中国人为狗,公园不允许华人与狗进入。乡下人受尽欺凌的同时,也觉得居高临下才是高贵,于是当他们在上海站稳了脚跟,成为上海人之后,在潜移默化中也学会了俯视下人。“阿拉上海人!”这句话充满了自豪,意思是我是高贵的上海人。在这种心态的作祟之下,上海人把乡下人称为乡巴佬,上海人也显得比较排外,上海人与外乡人分得很清楚,泾渭分明,格格不入,外乡人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。不过,上海的贵人还是比不上北京的皇帝气派,所以北京人瞧不起乡下人,是外露的;上海人瞧不起乡下人,是隐藏在骨子里的。

  广州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,但在地理位置上是山高皇帝远的边远之地,充其量只是区域中心,不是全国的政治、文化或经济中心,达官贵人不多。虽然鸦片战争前曾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,但那时的商人地位低下,财大气不粗,嚣张不起来。虽然孙中山在这里建立了大元帅府,但也就几个人,几条枪,人数还比不上清宫里的太监,不成气候,至今99%的广州人不知大元帅府在何处。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,多数广州人也不知在何方,甚至连方向也会指错。广州有史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商埠,是珠江流域的商品集散地,也是华南最重要的通商口岸。来广州的大多是乡下来做生意的,每个人都有乡下,大家在意的是买卖,而不是对方从何处来,东西南北一视同仁。直到今天,广州人对乡下人都是平视的,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。

  广州人从来不说“我是广州人”,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时,他们会告诉你乡下的籍贯;到了外地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时,他们会告诉你是从广州来的。广州人彼此常问:“你乡下哪里?”对方即使从祖父开始就在广州定居了,他也坦然告诉你他乡下在哪个穷乡僻壤,尽管他从来没去过自己的乡下。北京人遇到低素质、没文化、没修养的人,就用“菜农”来骂对方。广州人是绝对不会这么骂的,广州的菜农富得流油,有的菜农用车皮把自己种的和收购来的菜发往北方,赚了大钱。电视台曾采访一个菜农,问他有多少身家,他不肯讲,只肯透露一点:“我住的这栋楼是花七百多万建起来的。”有一个乡下来的打工仔在北京当上了公司副总经理,成了报上的新闻人物,引起了轰动。在广州,打工仔成为老总或老板的事太多了,很难成为新闻人物,更不可能引起轰动,这反映了广州与北京的区别。不过,这种事在深圳就更多了,成功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外乡来的打工仔。

  在商业文化的熏陶下,广州人也不热衷于当官。八十年代初,有个广州人在桂林当兵,由于拥有大学文凭,上级研究决定越级提拔使用,由正连提到副团,官升三级。上级分管干部的副政委找他谈话,把喜讯告诉他,岂知他大惊失色:“政委,千万不要提拔我,我们广东人不想当官。”这是典型的广州人的价值取向,因为广州人骨子里认为当兵、当警都是当差,当得再大也是“差佬”。做政府官员也是受人差遣的,所以在省府市府,真正算得上“官”的,很少广州人。因此,如果拿一顶乌纱帽在广州人面前炫耀,他们会认为你有病。这种性格也是有渊源的,广州自古以来都是离皇权比较远的地方,由于不是朝廷所在地,当官的比较少,无法形成当官比官的风气,老百姓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惯了,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,追求的是一种自由,据说这是比爱情和生命更宝贵的东西。

  由于社会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,上海人特别讲穿,家里再穷也要衣着华丽,只要自己不说,别人也就不知道你的身份。而在广州,社会地位并不重要,人的衣着就很随意,很少有人西装领带,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一个人的身份,看到西装革履提皮包的,十有八九是做保险的,因为公司有要求。不讲穿,自然就讲吃了,所以广州人特别看重吃,于是发展出了享誉全球的粤菜,有了“吃在广州”的说法,有翅膀的除了飞机,有腿的除了凳子,都能吃。广州人经常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吃一餐,也有坐飞机去吃的。有几个公司职员,上街吃羊肉串觉得不地道,有人提议到新疆吃正宗的,得到大家的赞同,于是立即买当天的飞机票,飞到了新疆,吃够了正宗的羊肉串,第二天再飞回来。在外地人看来,这是傻冒;在广州人看来,这是潇洒。我有一个开小餐馆的朋友,不算很有钱,但很会享受生活,每年都飞去三亚几次,目的是在海边散散步,看看海。广州人花钱是比较爽手的,因为他们的信条是:钱花了才是自己的。

  我太太乳癌手术后四年,查出向双肺广泛转移后,第一件事就是教我炒菜,毕竟结婚十几年我从未做过一餐饭,她放心不下我和儿子的吃饭问题,看到我在她的指导下做出了一餐可口的饭菜,她从内心发出了欣慰的微笑,意思是她可以放心地走了。随后她依然像往常那样为三餐操劳,有时候打了化疗后整个人都不行了,她还是硬撑着把饭菜做完,拦都拦不住。还经常别出心裁做出了一些新花样,要么是研究成果,要么是仿制产品,到外面吃饭发现有好的菜式,她就能仿制出来。有一次研制出一款我从未吃过的鱼头,我赞不绝口,她绘声绘色地给我介绍制作方法,并命名了这道菜为香煎大鱼头。让我唏嘘不已,第一次认识到她的伟大。由此可见,吃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地位。

  相比之下,北京更务虚一些,广州更务实一些,上海则介于两者之间。当然,在这里虚不是贬义词,实也不是褒义词,都是中性词。北京的虚体现在更多的理论、更多的文化、更多的观念、更多的程式、更多的规定、更多的会议、更多的文件、更多的侃大山。八十年代深圳红红火火搞建设的时候,不少北京人很认真地研究深圳的姓氏问题,有人说姓资,有人说姓社,争论了几年也没弄明白。广州人听说有这样的争论,大惑不解,十分惊讶:“这也值得争吗?”后来还是邓小平南巡定了调,北京才没人争论了。然而,到了九十年代初,北京的争论又有回潮,邓小平再度南巡,干脆给社会主义下了“三个有利于”的定义,从此北京再无人争论主义问题了。

  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,广州都应该是直辖市,这也是许多城市梦寐以求的,每次上面一提出要搞直辖市,都会不了了之,这是因为广州人不愿意,广州人认为不搞直辖市更有实惠。是啊,成了直辖市不就是孤城一座了吗?广州离不开广东,广东也离不开广州,这是历史形成的紧密关系。天津自从成了直辖市,就黯然失色了。广州不是省会,相当于北京不是首都,北京立即就会荒凉许多。把广州划为直辖市,不如把佛山并入广州,广州与佛山在空间上已没有距离,两市相距六公里,这段路与其说是公路,倒不如说是马路,佛山比花都区、番禺区、南沙区和开发区都近,完全可以成为广州的一个区,这样广州的经济实力就与上海不相上下了,佛山的城市建设、经济建设也可以纳入广州建设的大棋盘。现在佛山的街道和楼房,怎么看都小气,就是没有广州的那种大气,两个城市就是两个城市。

  北京的城市建设讲究豪华气派,街道要直要宽,楼房要大要美,建筑的周围留白比较多,这是继承了皇家的遗风。太和殿前有一个广场,才显出太和殿的气势;天安门前有一个广场,才显出天安门的雄伟。不过也有点喧宾夺主,到过天安门广场的人,都有一种震撼,震撼的是广场,而不是门。由此及彼,由点到面,整个城市的建设都显出这种特点,连四合院内也有一个广场,不过这个广场小些罢了。虽然多花了一些钱,倒也成了一种远见,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没有压抑感,汽车多了之后,也能容纳得下,要拓宽马路也容易了。

  广州的一砖一石都有实际用途,街道够宽就行,楼房的高度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,发展商更多了一些自由,一座几十层的高楼,挨着马路就建起来了,豪华写字楼旁边还可以建一座不协调的住宅楼,于是广州就被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镇,显得眼光不够,规划不周,车一多路就显得窄了。有人开车送朋友坐飞机回北京,朋友到家后打电话来报平安,这边还没到家——被堵在路上了。

  当然,这是以前的情况了,现在广州很少堵车了。广州人也意识到虚的东西也有实际用途,也想拥有自己的广场和高塔。经几年的大手笔建设,也有了点国际大都市的气势了。为了把饼摊开,向北拥揽群山,向南拥抱大海,使广州成了一座滨海城市,把南海变成了自己的广场,当然将来也会有一个能散步的广场和一座能观景的高塔。其实,广州只不过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中的一个市,这个城市群包括香港、深圳、东莞、澳门、珠海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、佛山和广州,不仅在中国,而且在世界都是最大的,可以视为一座超级城市。这是北京和上海望尘莫及的,选择了广州就意味着选择了一座超级城市,驱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从一点到达另一点,享受另一个世界的奇异风光,看山有山,观海有海。

  广州是一座特色鲜明的城市,不过在市内却没有特色鲜明的景观。到了北京,什么都可以忘记,天安门广场无法忘记;到了上海,什么都可以不去,东方明珠塔不能不去;到了广州,什么都可以忘记,什么都不会忘记。也许,对于外地人来说,乘船夜游珠江,无法忘记,但路程太短,游船太少,游客太稀,不是每个游客的必游之地,许多广州人也无缘夜游珠江。若乘船围着海珠区转一圈,才有点游玩的味道,虽然多数江段没有高楼大厦,但可以绿化美化,并着眼长远进行开发,不然东一鎯头西一棒搞建设,就把江景资源糟蹋了。当然,若能白天把游船开到香港、澳门转一圈,就更有吸引力了。现在全国人民对香港、澳门还有好奇心,若不加以利用,这个旅游资源就浪费了,以后大家不好奇了,就没人去了。

  广州有一个石牌村,若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村,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迷宫,村里的居民多达十几万,比一些小国人口还多,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村民,有时也会迷路。虽然是早年城市规划的败笔(确切说是失控),但可以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,搞成民俗文化村,向游人开放。对于儿童、少年和青年而言,在里面走迷宫,是可以增长智力的。游玩了石牌村,就不会忘记广州了。这也是广州人过于务实的写照,村里的楼距只能容纳一人通过——村民认为路是虚的,楼是实的。不过羊肠小道两旁商铺林立,倒也成了一景。村里处处一线天,也是一景。不必责怪村民目光短浅,在尺土寸金、充分享有自由的地方都有这个通病。

  一座高楼美不美,一半取决于楼的本身,一半取决于周围的空间,周围有足够的留白,才能成为一景,或有一个广场,或有一个草坪,或有一汪水面,这与书法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一座座高楼肩挨肩站在路边,路人不但看不到高楼的模样,还会感到压抑,空气也不流通,对楼上的人还是楼下的人,都有弊无利。

  北京人吃烤鸭要到大酒楼,还得提前排队,等候酒楼开门,虽然街头也有烤鸭,但吃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广州人吃烧鹅在路边买就可以了,提回家还是热的,原汁原味。北京的饭馆开门时间有讲究,到了吃饭时间才开门,广州的饭馆看起来是永远不关门的——深更半夜关门,天未亮开门,食客永远看不到。小商店也是如此。到了北京有人问我:“广州有没有夜市?”我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夜市,他解释说:“就是晚上商店开不开门。”听了我觉得奇怪,后来才知道北京的商店晚上关门很早,几乎天一黑就关门了,可能是冬天寒冷,夜晚无人出门的缘故。

  在北京的一个大机关食堂,我还发现用个碗碟还得租,真是很新鲜。这在广州是看不到的,在广州吃东西也不要钱——吃饱了才交钱。八十年代初我出差广州的时候,发现在饭馆吃东西不收钱,吃碗粉也是先吃后付,看了一下周围,人多门多餐厅大,不付钱也可以随便走出去,埋单时好奇地问服务员:“如果我吃了就溜怎么办。”服务员回答说:“吃饱了你就不好意思不付钱了。”顿时让我觉得广州很可爱。先吃后付的做法可以增加生意,也很少有人溜单,几乎没有听说过。这么多年只听人说过一次溜单故事。我有个朋友曾下岗几年,日子比较艰难,他天性喜欢搞些恶作剧,有一次遇到几个不喜欢的人,他就请别人吃豪宴,吃得差不多就溜了,留下客人来埋单,不知客人是否也溜之大吉。后来他成了一处之长,吃饭有权签单了,相信再也不溜单了。现在许多小食店是外地人开的了,而且外来民工也多了,也许担心溜单,这些小店也先付后吃了,这对广州的风情是一种破坏。当然,破坏者还有麦当劳、肯德基。

  北京与广州比,主要是多了一些文化。北京的旅游景点包含有文化,一砖一石,都有皇帝踩过;一草一木,都有皇妃摸过。这么一来,就值钱了,虽然皇帝皇妃早已化作黄土,但龙气还在,凡夫俗子还想沾点皇帝的光,也就纷纷到此吸点龙气,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贵人。另外,进了一回皇宫,也就实现了先人的夙愿,毕竟血管里还流着先人的血。广州公园里的树木和花草,到处都有,满山遍野都是,也就不稀奇了,若是皇妃在公园的水塘里泡过澡,这一汪水就万世留香了。这就是文化的不同。

  广州人不喜欢炒股,认为太虚,不是生意。九十年代中期,在上海深受欢迎的股评家组团来广州讲学,登上省委礼堂主席台之后,发现大礼堂空荡荡的,深感失落和惊讶,认为这是广州股民未开化。不过现在回头看,广州人的看法也有道理,广州人常说“哪里有这么大的青蛙满街跳?”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。正因为如此,广州人连证券交易所也送给了别人,当年主管部门的领导大笔一挥,交易所就落户深圳,为此广州人后悔不已。

  上海是一座比较务实的城市。九十年代初上海人喊出了“八十年代看广东,九十年代看浦东”的口号,当时没人当真,后来真的应验。上海人的确付出了许多,包括血汗与智慧,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搞建设,也是一种精明,中国也需要有一个经济发达的上海。上海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,这反映了上海人的务实。到了宝山钢铁厂参观,让人感到震撼,里面就是一座城市,有街道,有港口。上海的务虚主要体现在金融、证券、期货上,这些东西北京不屑一顾,广州觉得太虚,上海则做得有声有色,上海希望成为中国的纽约,有理想才会有超越。

  上海与北京、广州相比,更多了一些雄心壮志,敢与世界争第一。上海建成了全世界最多的高楼,在这方面已经超过了全世界。100米以上的高楼,上海有四千多座,几乎是纽约的两倍,比美国整个西海岸的总和还多,让人惊叹不已。虽然世界第一高楼不在上海,但上海正在建世界第一高楼,为了争第一不惜修改设计方案,以确保世界最高。小布什刚上台时叫嚷着要打中国,到上海开了一次会,发现这里的楼比华盛顿的高多了,似乎中国比美国更强大,心中产生了畏惧,再也不敢说打中国了,从此开始恭维、讨好中国。虽然世人认为是“9.11”事件导致布什改变对中国的态度,但上海的高楼显然也起了威慑作用,因为布什对中国示爱是从上海开始的。由于上海的高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,以致于让台湾人误认这里是纽约,纷纷把家搬到了这里。将来中国想打台湾的时候,就会发现台湾是空的,台湾人都在自己的肚子里,要打也打不着了。说来见笑,大陆人还未占领台湾,台湾人已经占领大陆。

  上海建这么多高楼,当然是务实举措,但也有务虚成分,有的楼是好看,但到了晚上楼内不少房子是黑的——空置率较高,脱离了实际需要。一座楼房具有使用价值和观赏价值,使用价值是实的,观赏价值是虚的,空置率越高,楼房的价值越虚。当然,吓唬小布什,吸引台湾人,也属于务虚,虚有虚的好处。

  上海的高楼越建越高,地就沉了下去,时间长了可能要出问题,上海是冲积平原,地下水位高,地是浮在水上的,可能承载不了那么多高楼。另外,人的审美是多变的,看惯了低矮的楼房,就觉得摩天大楼美;摩天大楼林立之后,就觉得低矮的楼房美。但愿将来漫步在上海街头,能找得到蓝天。

  东方明珠塔最初看起来虚实兼有,可作电视塔,也可成为城市标志,后来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,完全成了一座务实建筑,这反映了上海人的精明。正因为东方明珠塔由虚变实,广州才决定建一座观光塔,在意识上落后上海十多年。

  上海的城市建设,映射出上海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上海人希望在一夜之间超过全世界,心也急了一些,不过多干几夜上海就会超过全世界。

  当然,在谈论上海的成就时,不要忘了全国人民的支持,同北京一样,上海是全国人民共同建设起来的,上海的一砖一瓦凝结着全国人民的汗水,也包括上海人民的汗水。

  上海曾经对从外省“进口”的汽车收“关税”,导致一些汽车大省与上海打起了“关税”战。当然,这里说的“关税”是指昂贵的、更高的上牌费。看来在胸怀上不如广州,广州市场是对全世界敞开大门的。还有一些小事可以看出广州的胸怀,广州市委停车场是免费对老百姓开放的,凡在这里停过车的市民都会感动良久。广州的所有大学都是不设防的,老百姓可以随意进出。新建的大学城,集中了十多所大学,简直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。北京的市民要进北大、清华就不那么容易了,据说要有校内熟人带进去才行,让许多想去朝拜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扫兴而归。

  广州与北京、上海相比,更显得与世无争。只是埋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无意与别人争高低。上海拿浦东与广东比高低,一比就把广东比下去了,因为广东太大,北部、西部、东部都是贫穷山区,无法与上海最发达的区相比;上海拿长三角与珠三角相比,一比就把珠三角比下去了,因为珠三角太小,长三角是上海、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,珠三角只是广州周围地区。对此广州人从来不愿搭理,甚至意识不到存在这种区别,一直只看上海的长处,虚心向上海学习。在国内生产总值上,广州只会打折,不会虚报,广东的生产总值估计是打了折扣的,若公布一万六千亿,实际上可能达到一万七八千亿。

  在高楼的建设上,广州与上海有很大不同,广州计划建一个观光塔,其中一个设计方案高度为一公里,为世界之最,被否定了,主要原因是太高。广州计划建一座高楼,其中一个设计方案高达600多米,比当今世界第一高楼还高出一百多米,也被否定了,主要原因还是太高。广州追求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有楼的仙境,这种境界在一些小区中实现了,在城市规划中也是这么布局的,即未来的城市由若干个离散的组团构成,各组团之间有山有水有田园,一派自然风光。

  不过,广州还是有隐患的。高楼还是太多太密,在无风的日子,往往是灰蒙蒙的一片,几乎让人窒息。这是灾难性的,一座城市建得再漂亮,蒙上了一层灰雾,再美别人也看不到了,看到的也是灰头土脑的。而且这是一种毒雾,对人体危害极大,会使人致病短命,足以把人才吓走,把资本吓走,把企业吓走。1985年我乘火车从郊外进入沈阳,令我惊讶的是,沈阳居然是灰蒙蒙的,我从来没见过灰蒙蒙的城市,这个第一印象太深刻了,永远不能磨灭,据说经过治理之后,现在沈阳的环境好多了。没想到当年在沈阳看到的景象,现在居然经常在广州看到,从郊外乘车进入广州,往往就发现广州是灰蒙蒙的。也许,这是内陆大城市的通病,似乎经常有海风吹的滨海城市,高楼才可以稍为密集一些。一座摩天大楼就是一座山,足以挡住八面来风,汽车排出的尾气,工厂排出的废气,厨房排出的油烟,马路扬起的尘埃,就无法吹走了。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,我们的子孙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。中国的城市建设,应该向大连学习,大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。

  最近有媒体公布了国内价值几千万元以上的超级豪宅,排在前几位的不是北京的就是上海的,似乎广州有钱人不多,实际上反映了广州人更加务实。因为房子太大之后,也就虚化了,除了能彰显个人的富豪身份之外,就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了,甚至只有反价值,一座五层楼几十间房子的别墅,住在里面是很恐怖的,主人不知道哪层楼有鬼,哪间房有贼,搞卫生也头痛,除非家里养十几个佣人,这样一来豪宅就变成集体宿舍了。住这样的超级豪宅,就像一家人住在故宫,天安门是大门,太和殿是客厅,白天与荒凉做伴,夜晚与恐怖为伍,感觉大坏。更要命的是,住在超级豪宅里面,也就成了绑匪的目标,家里每个人都要配一个班的保镖,还不一定安全,这么一来个人就没有任何自由空间了。

  在广州,无人知道最有钱的人住在哪里,无人知道最有钱的人开什么车,无人知道最有钱的是什么人。广州人不愿露富,不愿出名,不图虚荣,每次公布的富豪榜,极少看到广州人。真人不露相,露相不真人。若依此认定广州不是淘金的风水宝地,哪就错了。最近有权威机构调查,广州居民收入在全国排第三,仅次于深圳、温州,在上海、北京之上,而广州的物价指数又在上海、北京之下。当今中国首富丁磊就是在广州淘的金,在广州无人关心、无人知道他有多少钱,没人把他当回事,把公司搬到北京后就被媒体发掘出来,成了首富。当初的邻家男孩一夜之间成了首富,广州人都感到很惊讶。

  广州建城历史长达两千多年,在1850年时就是全球第四大城市,当时上海只是一个小县城。因此,广州有着更多的历史文化积淀,广州人也更深沉、大度、平和一些,没有那么浮华、小器和张扬。孙中山提倡“天下为公”,显示出广东人的博大胸怀,他以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为己任,完全是为了民族利益,丝毫没有打天下坐江山那种农民意识。孙中山出生在珠三角的香山,长期在广州求学、工作和生活,是当然的广州人。孙中山过早逝世,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不幸。

  北京、上海和广州之所以能在中国崛起,形成鼎足之势,是有其特殊原因的,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岁月发挥了作用,在今后的岁月也将发挥作用。中国古代先哲把一切成功归结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北京占有天时,上海占有地利,广州占有人和,这是三个城市的优势所在和成功的根本原因。

  北京是权力中心,是天之所在,可以聚天下之财发展自身。古代的北京,由于地处东北与中原之间的咽喉要道,得以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城池,先后被燕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定为国都或陪都,相继有了不同发展。元世祖忽必烈因看中北京的风水定都北京,并按风水的要求布局建设北京城,奠定了北京的重要地位,这是一个强大的朝代,对北京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明初北平不是国都,由于成祖朱棣曾在北平当过燕王,对北平情有独钟,凭武力夺取皇位后,有意把京城由南京迁往北平,力排众议在北平大兴土木,兴建皇宫(故宫),皇宫建成后迁都北京,北京就兴盛起来了。这是一座依靠个人感情、意志和权力发展起来的城市,这是北京与众不同之处。

  清朝定都北京,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,清廷看中了故宫的宏大、豪华和安全,而北京又是满洲与中原之间的纽带,具有依托满洲威慑中原之势,进可攻退可守,是理想的京城之地。新中国定都北京,有点不可思议,中共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,却乐于在北京工作和生活,可能与他们的经历有关。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,想必对北京有好感,北京总比长沙更有气势一些。刘少奇曾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,也在北方局担任过书记,对北京是熟悉和有感情的,加上夫人王光美是北京人,显然能接受北京。周恩来曾在天津求学,对北京也是能接受的。的确,找不到比北京更好的京城了,江浙沪是蒋介石的老巢,拥蒋残余势力还在,离台湾也近,不可能成为京都之地。广州又太偏远,而且又是国民党的发迹之地,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,孙中山对共产党虽好,毕竟是国民党的领袖,这里的人崇拜孙中山甚于崇拜共产党。武汉的地理位置居中,但被长江和汉水切割得支离破碎,作为首都似乎缺少点什么。因此,最佳的选择就是北京了。

  作为商家来说,若想借助权力开拓市场,最好的选择就是北京。天时不全等于权力,一个城市因为某种原因出现聚财效应,就是占有天时。北京的聚财效应历经多代,尤其是明清两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后。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上海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聚财效应。改革开放后,八十年代深圳出现了聚财效应,国内外的热钱流向深圳;九十年代上海出现了聚财效应,国内外的热钱流向上海。广州也有过聚财效应,1757年清政府为打击沿海非法贸易活动,封闭了福建、浙江、江苏三处海关,只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,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,国内外的热钱涌了进来,“一口通商”的盛况历时85年,到1850年时广州在世界经济城市十强中名列第四。十三行的商人富甲天下,身家高达2600万两白银的伍秉鉴是当时的世界首富。广州、深圳、上海、香港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,都是在历史赐予的聚财效应中,由海外资本和国内资本共同堆积起来的。不同的是,后三个城市主要是投资资本,广州主要是贸易资本,也就是说广州是靠自己赚钱发展起来的。所以广州是一座贸易城市,广州人骨子里是生意人。深圳的崛起对广州是一个冲击,分薄了广州的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,若没有深圳,广州就是中国的另一个上海。换句话说,特区的那个“圈”画在广州附近,广州就是中国的另一个上海。

  不过,对于广州和深圳一些生意人来说,是把两地视为一座城市的,经常约对方的人来吃饭,我身边有些人晚上下班后经常开车去深圳与客商吃饭,吃完饭再开车回来。同样,深圳人也经常来广州与朋友或客商吃晚饭。长远来看,广州与深圳会合并成为一座城市,这么看来,先分后合更有利于这座未来超级城市的发展。现在广州与深圳的实际人口都超过了一千万,合并后就会成为巨无霸,若再加上与深圳一桥之隔的香港更不得了。这座未来的超级城市,也许会叫做香广、港州、大香港、大广州或珠三角。

  上海的地理位置相当好,不仅把中国沿海发达地带一分为二,而且把中国一分为二,对于国内外的商人来说,占领了上海,就可以向北、向南拓展市场,还可以通过长江进入中国的腹地和西部。在十九世纪中期,中国受外国势力的影响,开始对外开放,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都有较大进出,最便捷的进出通道就是上海,上海就发展起来了。后来外商占领了外滩,建起了高楼,这一带形成了十里洋场,没见过高楼的中国人就觉得这里是天堂,于是纷纷靠近十里洋场建楼定居,办厂立业,上海就热闹起来了。赤手空拳的人也纷纷前来上海谋生,人气越来越旺。上世纪前期,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集中在上海。

  这是中国沿海发展的一个缩影,海外文明首先从沿海一带侵入中国,这正是沿海与内地差距的原因所在。这种差距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形成的,历经一百多年不断拉大,改革开放之后又进一步拉大了。海外文明带来了先进的思想、观念、文化、科学、技术、制度和物质,最终使中国摆脱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。不过,海外文明是以鸦片和枪炮为先锋的,让中国人付出了代价,也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。在古代中原地区最为发达,沿海地区是未开发的边远落后地区,因为当时的中原地区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,由这个中心向外扩张,到海边路途遥远,始终比中原地区落后许多,这也叫风水轮流转。不过,中原文明是独创的,沿海文明是传入的,确切说是由海外文明与中原文明碰撞之后形成的,这种杂交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是香港,香港可以说是具有杂交优势的城市,当然这里指的是文化而不是人种。

  鸦片战争之后,英国强迫清朝在沿海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五个通商口岸,当时最大的城市是广州,可是发展起来的却是上海,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的地理位置,上海离海很近,几乎就在海边,人员与货物从海上进出最为方便,进或出都要在上海落脚,上海的摊子就铺开了。华东、华北和长江沿岸的人员和货物都可以取道上海进出,这些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人口,经济也比较发达,上海也就得以坐大了。广州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,大概有一百公里左右的水路吧,从这里进出还是不太方便,加上广州后面的腹地太小,经济也不够发达,难以形成密集的人流物流,这就让上海后来居上了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,广州的商行遭受战争赔款的榨取;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广州的商馆遭受战火的摧毁,从而导致商行和广州的衰落。一些精明的商人向外寻求新的生存环境,迁往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上海,带去了巨资,带去了生意,成为上海开埠后最早开发上海的商人,现在追溯上海的第一批开拓者,大多是广东商人。这样,中国的经济中心就由广州转移上海了。

  广州山高皇帝远,管治比较宽松,社会比较自由,胸怀比较宽广,民风比较包容。广州人思想特别开放,比较容易接纳海内外的思想、文化、制度、科学、技术、商品和人口,容易沟通,容易相处,容易合作,容易结合,能够包容异类,同化异类,利用异类,吸收异类。因此,像安利这样的公司,就选择在广州登陆,然后再图北伐。一百多年前英国的鸦片也是选择广州登陆。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国的饮食文化,也能在广州找到立足之地。

  正因为如此,长江以南的省份,除华东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和华中的湖北之外,在心理上是倾向于广州的,对来自广州的东西,比较容易接受,甚至不加思考就接受了,这也是广货得以风靡全国的原因之一。这些地方的人口想移民时,也往往首选广州,或说是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大广州。“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表明了对广东的向往,这种心理上的认同和向往,连北京也望尘莫及。向往北京的只是官员、文人、学者、艺人和小孩。官员是向往权力,文人是向往文化,学者是向往知识,艺人是向往舞台(中国最大的舞台是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,观众多达十几亿),小孩是受到了课本和儿歌的影响,以为北京是天堂。上海对周边地区也有影响,但从心理上倾向于上海的只有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和山东。

  我曾以外乡人的身份去过北京与广州,感觉广州更亲近一些,是一座平民的城市。广州平民多,占有绝对优势,而且民众不把官员当回事,官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加上广州人热情随和,让外乡人有到家的感觉。连广州话都具有平民的特点,关系较密切的年轻男子,久不见面重逢后,往往是以对骂开始寒暄的,真的骂娘,但不是真骂。年轻男人之间聊天,也不时骂对方的娘,但也不是真骂。我听别人对骂也不舒服,但正宗的广州人是充耳不闻的。广州话软绵绵的,缺少力度,连骂人都不像骂,既不适合官员使用,也不适合英雄使用,一部优秀电视剧翻译成广州话之后,就苍白无力了,从官员嘴里说出来,就不像官了;从英雄嘴里讲出来,也不像英雄了。因此,连年轻的广州人都觉得味同嚼蜡。这些都说明广州是一座平民城市,也说明广州占有人和。

  当然广州也占有天时与地利,只是没有北京、上海那么大罢了。广州是广东的权力中心,在军事是上还是中南五省的权力中心,这也是天时;广州是珠江水系的出海口,这点类于上海,这也是地利。若把眼光放宽一点,放远一点,广州可以把东盟十国纳入自己的商业势力范围,以这些地区作为自己未来的战略腹地,这样就具有更大的地理优势了。广州的商业已经辐射到全世界,广州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华南和东盟十国区域内的重心,预计五年之内年产一百万辆汽车,这不是一个小数字,广州的汽车已经率先大批量出口欧洲,广州汽车出口额全国第一,这表明广州的汽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。广州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,不仅在全国数得着,在东南亚地区也是一枝独秀,早已出口到全世界。广州的钢铁、石化工业,在华南地区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广州周边地区的电脑、电器,已经是世界性的生产基地了。一个泱泱大国的主要城市,完全有能力成为东南亚的经济中心。

  一座城市就是一方天地的人文中心,这方天地的大小是很重要的。广州对国内的人文影响,首先来自孙中山的民主革命,然后来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伐革命。由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国内赢得了崇高威望,国人对来自广州的东西都无条件接受,所以当蒋介石从广州开始北伐时,能够所向披靡,十万军队打败了北洋军阀的四十万大军,横扫南中国。看到这个阵势,张学良装备精良的三十万奉系北洋军也归顺了。当然,归顺之时老蒋已经拥兵百万了,那时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、垂涎三尺,与其让日本吞并,不如让老蒋吞并,这也是其中原因。北伐革命是由孙中山酝酿和准备的,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发起和组织的,由蒋介石具体实施完成的。若没有孙中山的崇高威望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的政治主张,北伐革命不会成功。军事上如此,商业上也如此。改革开放后,珠三角在经济上的成功,使大广州具有对全国影响力,中国的经济中心十几年间都在大广州(指珠三角),现在依然是中国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,即使是最遥远的东北,也愿意亲近大广州。上海能在九十年代迅速崛起,是因为除了地利之外,更多地拥有了天时。上海最大的弱点是人文上的,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得不到全国性的认同和向往。

  一座城市要获得较远地区的认同和向往是不容易的,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。在改革开放初期,广州或广东都算不了什么,对外影响过不了长江。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武汉读书,有一次广州有个乐队到武汉演出,一个配器的乐手演出时动作比较夸张,屁股扭动的幅度较大,因此引来轩然大波,被当地的报纸口诛笔伐,让我感到很惊讶。若这种事发生在广州,广州人绝不会讨伐的,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或之前,也没人愿管扭屁股的闲事。

  现在武汉对广州的事物虽然不是全盘接受,但起码接受一半,或者不太反感了。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,武汉的一个艺术团演出一个赞美广州的节目,一群姑娘载歌载舞,把广州的特色和优点一一唱了出来,看了之后没觉得广州可爱,反而觉得武汉人可爱,因为武汉人的心胸更广阔了,对来自广东的事物更包容、更接受了。赞美别人实际上也是在美化自己。

  自古以来广州对武汉的影响都有限,所以北伐军打到了武汉就有点难啃了,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打到了武汉的城墙下就散架了。武汉独立性较强,不愿以别人为中心,只想以自己为中心。在地理上,武汉是中国的中心;在心理上,武汉人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的。正因为如此,只有武汉人敢对上海汽车叫板,只有武汉人敢于向清朝打响第一枪,这也是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打响的重要原因。而孙中山一直想在广州打响,打了几次,响应者寡,闹不起来,丢盔弃甲,损失惨重。不是广州人骨头软,而是广州人不关心政治,只有被洋化的孙中山例外。孙中山不遗余力、不图私利闹革命,让民间认为他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化身,反清只是想为自己和明朝复仇。

  如果对于自己的优势认识不清,那么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优势。一个地方的优势是不容易认识的,即使是当地的官员也不一定清楚,这就容易在工作中出现失误。广州会展业历来领跑中国,这是与广州的包容和开放分不开的。最近还建成了据说是亚洲最大的展览馆,但在设计上存在缺陷,在管理上今不如昔。广州人是很少去看交易会的,我去过两次,那是十几年前和二十几年前的事了,似乎没办什么手续就进去了。新的展览馆建成后,我去过三次,三次都有不良感受。

  第一次是失望。刚建成时去转了一圈,主要是看建筑,因为设计效果图在报上公布时,不仅大,而且飘,令人震撼。看了实景有点失望,大是大,还没有图中画的那么大;飘不飘,脚踏实地往上看,主体建筑不算飘。这都不能说是缺点,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,图画是艺术,源于生活高于生活,只不过市民受到一次善意欺骗罢了。真正的问题是,我研究了半天,不知大门在哪里。

  第二次是失落。开交易会时,专程陪太太去参观,因为她从来没看过交易会,我也想看看展览馆的内部乾坤。没想到根本进不去,手续很繁琐,这个证那个证,这个表那个表,这个批那个批,有的手续还不在现场批。我想自己是闲人,进不去也罢,但许多客商也因手续问题滞留门外,证件齐全的排队办手续也叫人头痛,这些客商大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,不是人人都明白办出入证的程序和手续。作为本地人,我们还不清楚呢,何况是外地人?也许参展商清楚,但是来参观、采购的商人就不一定清楚了。外商有周到的服务,也不一定人人都清楚,毕竟不是个个外商都事先向有关部门“请示汇报”。由于进不去,只能在外面看看热闹,看到不少人往一个地方走,估计这个地方通向一个主门,但不敢断定是大门。

  第三次是失魂。开行业交易会时,有个公司在里面展示产品,董事长邀请我去看看。董事长是坐凌志车去的,司机看到有车一辆一辆进去,甚至还有不少出租车进去,司机就想进去,保安拦着不让进,还用拳头敲击车辆。结果引起争执,继而动手,司机寡不敌众,脑袋被打破了,出了不少血,保安无人受伤。我见到他们时,战争刚刚结束,看到司机流了血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  进门时还要填表,我们嫌太繁琐,就利用总经理布展时办的一张出入证进去,一个人进去了再递出来让第二个人进去,就像偷鸡摸狗一般。办交易会就是搞商品展示和展销,人越多越好嘛,来者不拒,多多益善,岂不更好?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当时的客户,但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客户,甚至会成为未来的参展商,没必要拒人于门外。来到这里的,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相关商人,打开大门笑迎天下客,才是正确的做法。如果门难进是为了防小偷,干脆就不要办交易会。吃鱼还卡喉呢,何必要吃鱼?

  进去之后我才明白大门在哪里,不在正面在旁边,这叫旁门左道;不在地下在天上,这叫空中门楼——在展览馆的一侧,乘扶手梯或走楼梯上天,往前走几十米,右拐九十度,再往前走几十米,才是正门,确切说是边门旁门,只是大些罢了。不是跟着人流,根本就找不到门。如果在展览馆的正面,有一个气吞山河、平易近人的大门,这样才能体现出包容,体现出开放,才能广招天下之客,广纳天下之财。在正门之内有一个巨大的门厅,门厅里有山有水,有花有草,有鱼有虾,有桌有椅,有茶有酒,这样的门厅就会形成川流不息的人流——这是相当重要的,起码给商家大花园、大集市、大市场感觉,在这样的大场合驻足、交谈、小憩都会留下终生不灭的印象。在让人心血来潮、心情舒畅的环境下,再大的生意也能一拍即合。由此看来,古人讲究风水还是很有道理的。

  也许我是小题大做,但愿如此。在会展业已在全国蓬勃兴起的今天,稍有闪失,都会流失客商,削弱自己,壮大别人。不说别的,只要客商感觉人流量少些,就会觉得钱花得不值,下次就不一定来了,商家买的就是人气。而展览馆的种种措施,包括场馆的设计,都对人流起限制作用,这是帮倒忙。写诗的工夫在诗外,做生意也同样道理。

  天河城每日能汇聚几十万人流,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与众不同,而是因为走廊足够宽,旁边有座椅,当然,够大够美够凉快也是重要原因,这都是“诗外工夫”。人在里面走,就是一种享受,至于购物,已退居其次,是顺带的、附加的、额外的。珠三角的居民,往往是开车到广州外围的地铁站,然后换乘地铁到天河城游玩。同样规模的荔湾广场,位居闹市上下九,周边居民更多,人流更大,可是里面却冷冷清清,商家惨淡经营,有的连铺租也交不起,主要原因就是走廊太窄,没有座椅,人在里面走会感到压抑。

  交易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商场,也应有能够聚集人气的基本要素,让参加交易会的客商来了还要来,没事也想来,这才叫魅力。广州是一座商业城市,商业的龙头就是交易会,交易会的一举一动,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示范作用。现在虽然是皇帝女不愁嫁,但并没有文件规定你永远是第一。会经营就蒸蒸日上,不会经营就日落西山。广州的会展业,似乎越来越保守,令人担忧。如果广州连会展业的龙头老大地位都给人家夺走,广州就没落得差不多了。

  广交会有点乡村赶集的味道,半年一次集市,能不能天天都是集呢?如果在广交会之外,有一个规模相当于十个、百个交易会的常设批发市场,成为广州的一个批发卫星城,汇集全国所有厂商和所有商品,汇集世界重要厂商和名牌商品,国内外的商人来到这里,就能找到所需要的一切,那么广州就会成为一座全球最大的商贸城市。这是非常重要的,不但可以增加流通,而且可以增加生产。厂家有了一个可以常年展示商品的窗口,可以减少广告支出,增加订单数量;商家有了一个方便采购的市场,来这里走一走,要做什么生意就心中有数了。一个从来没做过买卖的人,来看看哪家店铺人流如织,就知道该做什么生意了;一个从来没办过工厂的人,来看看哪家店铺应接不暇,就知道该生产什么了。有了包罗万象的大市场,办工厂也变得简单了,只要有资本,门外汉也可以办个汽车工厂,把需要的汽车零部件采购回去,一组装就是一台汽车了。这样的超级大市场是时代的需要,谁先看到这样的商机,谁就获得历史赐予的重大机遇。

  这样的超级市场出现在广州是顺理成章的,中国是世界的生产工厂,广州是中国的商业城市,展示商品最好的地方就是广州。若广州的实力不够,可以分期建设,也可以招商引资,谁投资谁受益,这样国内外的热钱就会流入。若搞成一个由泛珠三角十一个省区共同参与投资的项目,也惠及广东周边各省区,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租金收入,还可以展示推销各地的产品,由此带动当地工业的发展。现在的情况是,这里一个专业市场,那里一个专业市场,广州人要找到都不容易,何况是外地人、外国人?

  在这方面浙江已有萌芽,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,绍兴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。这两个市场的日营业额都达到几千万元。义乌的小商品市场,汇集来自全国的32万种商品,每日客流量20多万人次,每日有一千多个集装箱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,常驻义乌的国外商贸机构180多个,常年在义乌采购的外国商人超过8000人。规模宏大的批发市场在浙江的小城市崛起,而不在具有悠久经商历史的商贸城市广州崛起,也许意味着广州的商贸意识落伍了,至少是商业嗅觉不敏感,那些自发的批发市场,似乎一夜之间就占领了一条街,这说明批发市场有急剧扩张的需要。由于义乌、绍兴城市规模不大,市场容量有限,不然就会夺走广州龙头老大的地位。当然,广州地价太贵也制约着薄利多销的批发业发展,但广州的郊县郊市和珠三角的一些小城市地也不贵啊,再说地价是政府说了算的,说减就减,说免就免,岂不简单?

  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,民营企业的发展却不如浙江,让人难以理解,奥妙在于商品批发市场落在了后面。浙江是商业催生工业,带动工业,批发市场催生、带动了民营企业。有市场就有需求,有需求就有工业。在商品批发市场的外围,云集了一大批民营企业。许多工厂是销售商自己开的,或者是销售商演变为生产商,义乌中小企业一般是由销售商演变而来的。浙江的大市场,反映出浙江人的大胸怀、大气魄、大开放、大手笔。

  天津是一座与北京、上海和广州截然不同的城市,内向、低调是主要的性格特征,这么一座重要的直辖市,无人知道有什么高楼、街道,除了狗不理包子世人一无所知,好像世界发生的事都与他无关,倒像一个忠诚的卫士默默保卫首都的安全。的确,天津是由六百多年前明朝的一支保卫京城的卫戍军队发展起来的,天津的别名叫天津卫,意思大概是北京的警卫,所以天津人也就继承了祖辈卫士的性格,不愿抛头露面。天津如此低调,以致于使国人忘记了天津的存在,去北京旅游时居然无人想顺便去天津看一看。

  前不久,从北京来天津任职的新领导,发现天津的性格太低调,决心彻底改变天津面貌,计划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投资,七年投资一万五千亿,把天津建成另一个上海,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,除了对未来有了期望之外,更重要的是解放了市民长期受压抑的性格。不过也有一些风险,天津是北京这棵大树阴影下的一棵小树,永远也无法超越北京,地上贴满了金,别人还是选择北京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是中国的四条腿,各顶一边天,属于自己一方天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,都是流向中心城市的。作为一个沿海港口,天津后面的腹地不够厚,制约着天津港的发展,物流的流量也受到限制。天津缺乏地利,这是天津的不幸。北京发展工业是举棋不定的,天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,大力发展工业,力争成为北方的工业之都,也许会更好。北京是一座文化城市,上海是一座金融城市,广州是一座商业城市,天津应该成为一座工业城市。

  第一次来广州旅游的人,大多顺便到深圳看一看,若香港也能随便去,连香港也一起游了。可惜香港没有搞改革开放,把国人当成老外,拒之门外,有钱也不会赚或不敢赚。大陆人持旅游护照入港,香港海关还要盘问一番,这是带有歧视性的,生怕大陆人来了就不走了。用这种思维模式来闭关自锁,吃亏的还是香港。香港担心国内的穷人涌向香港,可能纯属多余。外来人口给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带来繁荣,利大于弊,若没有外来人口,这些城市就会沉寂许多。每年过年时外来人口返乡后,站在街头就会体验到什么是沉寂。若香港充斥内地外来人口,香港也应更繁荣。若使用内地的建筑工人,起码香港的楼价会低一些,这对所有的香港人都有好处。现在的人口流向,是从香港流向深圳,而不是从深圳流向香港。从香港落马洲回望深圳,只见深圳高楼林立,一片繁荣,真想偷渡去深圳——在香港当了十几天黑劳工,我把自己当成香港人了。内地人偷渡香港,不如偷渡深圳。

  若把香港与深圳之间的关口拆除会怎么样?拆掉了关,香港与深圳就是一座具有两种色彩、两付面孔的超级城市了,会增添许多诱人的魅力。入港旅游的人数可能要多十倍,流入香港的人才可能要多百倍,香港的楼价可能要跌到只比深圳高一两倍,香港的物价会跌到与深圳差不多,香港的经济还可以搭上大陆的快班车,香港人的生活水平要大幅提高。另外,从香港进入深圳、广州的外国人也会大幅增多,经过广州、深圳进入香港的国人也会大幅增多,对深圳、广州也有好处。

  前几年香港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新机场,主要是大在货运上,机场仓库面积有五十个足球场那么大,不过本港的货物不太多,因为香港没有什么工厂,主要是珠三角出口企业的货物,这部分货物占七八成之多。然而,当广州建成了规模宏大、豪华美丽的新机场时,香港就不舒服了,因为部分物流会取道广州出境。因此,广州新机场开张时,有些香港电视记者去采访,就从鸡蛋里面挑骨头,专拍一些卫生死角,然后在电视上播放。假如香港与大陆之间没有障碍,广州也不一定需要这么大的机场了。广州肯定会成为泛珠三角的中心,香港只能以自己为中心,因为一百年前英国人还留下了一条边境线,若没有这条边界线,香港、深圳和广州就会成为泛珠三角的组合中心。

  香港之所以得以发展起来,也是曾经出现过聚财效应。鸦片战争后英国逼清政府割让香港,是为了得到一个靠海的便捷港口和商品登陆中国的立足点,这在客观上带来了英国资本,小渔村就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了。1938年广州沦陷后,人口由120万急剧减到60万,许多人逃亡到香港,包括许多有钱人,当时普通广州人也很有钱,月薪30—180元,而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只需3—5元,余钱相当多,这些余钱也跟着到了香港。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,一部分商人把商号和资金迁到了香港,包括银行、工厂和商店,也有一些官僚和被打散的军人携款到香港定居。来自英国的资本,也在这块远东“属土”施展拳脚。更重要的是,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,香港成为了进出中国的跳板,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都从香港进出,香港也就繁荣起来,富裕起来了。霍英东就是在朝鲜战争中,用船舶向中国偷运战伤药品发达起来的,这是香港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新中国成立后,实际上是香港取代了上海,成为中国的主要进出口岸。

  现在全国都开放了,香港的跳板作用就小了。把关拆了,人流物流资金流就会更顺畅一些,香港就会成为南中国的经济中心,可以依托整个南中国,就像上海是东中国的中心,可以依托整个东中国一样。可见,海关有时是用来关闭自己的。当然,若把海关拆了,香港的失业率也会上升。不过,现在无人会去拆关,但二三十年后会有人拆的。到那时,深圳、广州的生活水平要比香港高,香港人就会搞改革开放,自己把关拆掉。希望将来想去就能去,去香港海边度周末。

  目前香港是国内最富裕、最文明的城市,漫步香港街头,看到在离广州这么近的地方,居然有一座如此繁华、如此不同的大都市,总是让人感到惊讶。香港人虽然有钱,但来得多去得快,由于楼价高,香港人供楼负担重,一辈子都是给银行打工,所以银行对香港人的影响大于香港政府。有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,对自己住上了大面积的住房感到心满意足,主动告诉我们他住上了大房子,问他住房有多大时,他说有八十多平方米,让我感到很吃惊。广州中等收入的人,住一百多平方是不满足的,许多人有两三套住房。香港有私家车的人应该比广州多,但感觉并不多,马路不见拥堵,空地不见车阵,可能是车位太贵,路费太高,过一次隧道等于放一次血。有个叫威廉的三十岁左右的职员,供了一辆车,用两年后感觉负担重,就以半价顶出去了。车是生活必需品,没有车就没有现代生活。从生活水平上看,香港的富豪比广州的富豪生活水平高很多,广州的富豪还没学会享受生活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,似乎香港与广州相差不大。当然,衡量两地生活水平,不能光看收入,还要看支出。香港人的住房是向银行借钱买的,几年以前广州人的住房是单位发的,这一进一出差别是很大的。

  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大海,海边还有高山,这意味着海水很深,是天然良港;也意味着地皮珍贵,在山上盖楼,就是海景楼,大海尽收眼底,心旷神怡,灵感迸发,最适合科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、绘画、书法等方面的创造性人员居住和工作。有权有钱的人多来香港居住,则可以添寿十年。香港的这种地理优势国内罕见,似乎香港人意识不到这是一种优势,到处填海造地,这是目光短视,地因海升值,海比地珍贵,若把香港与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填平,两岸的高楼起码贬值一半。在面向无边无际的海洋之处,适当填海才是可取的。前几年香港搞数码港,雷声大雨点小,不了了之。若把香港的地理优势加以发挥,在山顶或半山建一些能极目远望、造型别致的海景楼,包括住宅楼和写字楼,吸引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和杰出人才,香港也许会变成一个科技港。不过,香港的地价实在太高,一套房子几百万港元,一座别墅几亿港元,似乎港币不是钱,房子才是钱,也不是一般公司和人才能来的。当然,个人或集体搞重大项目研究时,也可以到香港的海景楼去做,小住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的,这也是一种吸引科技人才的途径。赤柱山上有许多栋英军留下的海景楼,空在那里多年,唯一的居民就是白蚁,实在可惜。

  从九龙看香港,林立的高楼浮在海上,十分壮观。不过,渡海走近高楼,就发现楼太密,街道上方一线天,很有压抑感,这是香港土地太昂贵,社会太自由的缘故。香港的另一个缺点是死人与活人同住一座城市,乘车在街头观景,会突然出现一片墓地,大煞风景。香港商业街广告牌的铁架,长长短短,高高低低,五花八门,让人感觉天上太乱。

  香港人很勤奋。乘手扶电梯时,都自觉站在右侧,以便让赶时间的人从左侧超越。我曾看到一个五十多岁有型有款有肚腩的男人从一辆卡车上跳下来,在国内应是老总一级的人物或厅局级干部,正猜测他的身份时,只见他麻利地把垃圾筒装上车,原来是收垃圾的工人,让我敬仰不已。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一个香港人说:“看来香港的月亮比大陆的圆。”这位五十多岁的人事部经理说:“就是月亮不圆香港人也把它做到圆。”我想了解一下香港的社会情况,闲谈时问几个公司职员月收入多少,没想到犯了大忌,让他们感到很难堪,始终没有回答。

  香港人很文明。下班时乘地铁人很多,从不争抢,上不去就等下一列,一分钟后下一列就来了。香港人开车也不抢道,从丁字路口出来,只要看到有车从远处开来,就等候别人开过去,没看到有车才拐出来。有一次在赤柱山上的马路行走,有一辆城市线路巴士开来,快进终点站了,司机微笑着拧过头来向我招手致意,我向周围看看,没有任何人,才意识到他是向我打招呼,想向他招招手车已开过去了。我一身民工打扮,完全不像香港驻军,没必要对我这么客气。那个叫威廉的小伙子,代表了香港人的文明,公司派他接送我们去干活时,他从无怨言,等多久也不烦,与我们很谈得来,我们夸香港的大桥壮观时,他就夸广州的大桥很美。到了香港我们的手机打不通了,他就主动借手机给每个人与家里通话,用手机打国际长途,也许费用不菲。

  有几个被物业公司雇来扫大院的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,一身“土著”打扮,可能是当地的村民,她们每月工资六千港元,是香港最低收入的阶层,扫一回地就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了,看来工作轻松,还不时从背囊拿出手机来打电话,当时手机在国内还是身份的象征,觉得她们不穷。问她们英国治理好还是回归中国好,其中一个笑着回答:“天下乌鸦一般黑。”这句经典的文革用语,从一个香港“土著”妇女的口中说出来,把我逗得大笑起来。她的意思当然不是中国压迫她们,中国也没有压迫她们,反而把香港治理权从英国人手中拿回来交给香港人,她的意思是无论谁来治理,她们都是社会最低层的穷人。

  香港人的文明可能来源于英国,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家,绅士的风度,绅士的举止,绅士的言谈,自然而然地传染给香港人。在这方面,大陆人落后香港人许多,可能五十年后才能赶得上。

  香港地铁英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,女播音居然可以把英语说得字字珠玑,落落大方,爽朗动听,这应成为英语的国际标准,美国英语、英国英语也应向香港地铁英语看齐。

  当香港人还在寻找未来发展之路的时候,澳门人在第一时间抓住了自己的发展命脉,以开放赌权、开放边境为突破口,短短几年就成为全球最大赌城,去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令世人惊叹的26%,不能不服。看来何厚铧是精明过人的政治明星,若有一个更大的舞台,他也会干得很好。从澳门、广州等地的发展轨迹来看,有一个精明的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是很重要的,当然是掌握大方向,而不是管得具体,统得太死。说到底,何厚铧做的事情就是解放生产力。

  深圳曾经是思想最解放的一座城市。九十年代初,在北京深受欢迎的思想工作大师李燕杰教授来深圳演讲时,遭到深圳听众喝倒彩,闹得沸沸扬扬。这是两种思维发生激烈碰撞,一种是传统思维,一种是改革思维。深圳的听众都是从全国各地来掏金的打工仔、打工妹,只关心自己的口袋,对思想工作是无法接受的。现在,全国人民差不多都这么想了,这也是一种进步,只是进步有点过头,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。

  深圳人富了之后,就变得保守了。面向全国自设二线关,闭关自锁二十年,使自己的优势尽失,经反省之后,现在深圳也知道对国人开放了。不过,还有一些限制。比如,进关手续容易了,但二线关依然存在;外地车进入深圳,要走专门指定的路线,甚至酝酿对外地车收进城费。这么一来,别人就不想去深圳了。你不给客人平等待遇,客人就不想来了,主雅客来勤嘛。深圳是由外来人口撑起来的,可是拥有深圳户口的人仅占百分之17%,连一个本子都舍不得给别人,反映了深圳的思想保守落后,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深圳了,这样下去就很难再创经济奇迹了。由于深圳不再是全国注目的焦点,政策也不再有更多的倾斜,深圳人感觉被人抛弃了。深圳是香港奶大的,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,该自食其力了,别人抛弃不了深圳,深圳只会被自己抛弃。第一代深圳人是开荒牛,第二代深圳人成分就复杂了,虽然还有来开荒的,但更多的是坐享其成的新移民和富家子弟。

 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,关键要有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的流入,形成聚财效应,为此要有诱人之处,营造诱人之处就是一切工作的根本,通关开门,修路搭桥,以利诱人,这是最起码的措施。改革开放后,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聚财效应,全世界的热钱都流往中国,因此中国得以高速发展。中国的诱人之处在于廉价的劳力、广阔的市场,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。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和富国,还有很多事要做。让中国变得更民主一些,更自由一些,更法治一些,更公平一些,更清廉一些,更宽松一些,更包容一些,更文明一些,更富裕一些,更发达一些,更美丽一些,更环保一些,才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全世界的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,才能有一个更大的发展。

  离题太远,言归正传。谈论各个城市,均有褒贬,对广州的褒奖更多一些,这都是出于爱,有点偏爱或偏见是正常的,主要是立场有所不同,广州是我的主场,我是广州市民,自然有点偏心,希望其它城市的市民不要责怪,因为他们谈论起自己居住的城市,也会带有倾向性。

  一个人、一个城市、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,性格形成都是相似的。一方面来自先天,另一方面来自后天。后天就是历史文化,历史就是经历,文化就是传统,即语言载体中蕴含的前人的性格特征,主要来自教育,来自文学。对于中国而言,一方面来自孔子的儒家文化,《三字经》、《增广贤文》等为人处世哲学,已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,社会、学校、家庭都是这么教育每一个人的。另一方面来自历史名著,对中国人性格影响最大的是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,新中国成立后翻译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国内许多文学作品、电影作品、电视作品,对中国人的性格都有较大影响。从1840年到1953年的一百多年间,中国经历的对外对内战争,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相比的,这种经历形成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性格。使中国能在战乱平息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崛起。对于每个国家而言,战争都是一笔无形财富。世上无人喜欢战争,而战争却可起到磨砺民族性格的客观作用。

  看看当今世界强国,哪一个没有经过残酷战争的洗礼?韩国若不是曾遭受日本的侵略奴役,就不会有今天如此鲜明的民族性格,也不会有今天如此强大的经济。台湾若不是有从大陆败退的国民党一百多万经历战争洗礼的军人、官员、文人、学者、商人的卧薪尝胆、奋发图强,台湾哪能成为四小龙?当时仅从大陆败退到台湾的军人就有九十多万,加上其他人员和眷属,以及抗日战争胜利后派驻台湾的党政军人员,总人数超过两百万人,当时台湾本地人口只有六百万。而今天台湾人却极力贬低外省人,这是忘恩负义,恩将仇报。

  台湾的现状有点类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,政治挂帅,经济靠边,挑动群众斗群众,因此台湾出现了五十年来的第一次负增长。台湾崛起于蒋经国时代,没落于李登辉、陈水扁时代,后两人没经历过战争的洗礼,个人的经历太顺畅,脑袋的想法太天真,一心想当台湾的开国总统,从未想过自己身边有一个世界巨人站了起来。若说实力,英国是老四;若说关系,美英是兄弟,英国还不得不把香港归还中国。而台湾不过是美国的一条狗,又能指望主人多少呢?中国是世界性的大国强国,而且还是核大国,不敢妄称老大,也是名副其实的老二。连美国也得让三分,其它国家更是敬畏有加。若中美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,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。美国会为了台湾的利益打一场世界大战么?除非美国总统是疯子。真正打起来,美国最多派几架飞机从远处发射几枚导弹,略作表示,应付了事,顺便试探一下“共军”的实力,如此而已。弱者向强者叫嚣,这本身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之举。无论台湾在国际上如何争取独立地位,只要中国不认同,说了什么也白说,做了什么也白做。

  千万不要说中国吓唬人,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说: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台独。这种官方语言台湾人是读不懂的,翻译成白话文就是:即使是伤亡巨大、经济倒退、国家灭亡,也要致台独于死地。当一个国家为了某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时,就会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既定目标,万一啃不下来,就会无所不用其极,别忘了中国是核大国。当战争双方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时,万万不可指望对方只使用什么武器不使用什么武器。如果美国付出惨重代价也攻不下伊拉克,你看美国用不用核武器。二战时美国眼看打赢了对日战争,还要用核武器。在朝鲜、越南战场美国不用核武器,是因为苏联、中国也有那玩意儿。

  因此,这是需要小心的,打起仗来枪炮不认人,离军事设施远一点才安全,搬到阿里山比较安全,最好都移民大陆,让陈水扁、李登辉自己留在台湾。不过,若他们两人愿意移民大陆,估计大陆也会欢迎的。若他们愿意来大陆当官,参与领导中国,相信大陆也愿意,当然前提是把台湾带回来。

  李登辉是老共产党员了,蒋经国一时糊涂就把蒋介石打下的最后一块江山送给他了,国民党的官当大之后他就不听共产党的了,不然台湾早就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。李登辉由于疯狂搞台独,还自认是日本人,让大陆人恨之切切,不过台湾人对他倒有好感,因为他尽情享用了冷手捡来的热煎堆之后,又送给了台湾人民。

  陈水扁虽然一贯反华,但与中国统一最符合陈水扁的利益,他是个只想当官没有理想的投机政客,任期届满之前实现两岸某种形式的统一,就可以到大陆延续政治生命了。在电视上多次看过陈水扁演讲,每一句话都是喊出来的,声音很大,底气不足,感觉不像总统,倒像村官,比小马哥差远了,未来是属于小马哥的。

  台湾长远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,这是历史大趋势,只有近视患者看不到这一点。搞政治也罢,做生意也罢,都应顺应历史的大趋势,逆流而上只会自取灭亡。

  这个世界没人不想独立,如果有可能一个家庭也独立成为一个国家,家长就当总统,不受任何人管治,只有外交关系,那该有多好。可是,愿望归愿望,现实归现实,只有符合现实的愿望才值得去奋斗。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愿望,都为这些愿望去奋斗行么?陈水扁为什么愿望而奋斗?为一个独立的虚名而奋斗。其实台湾除了独立的虚名之外,什么都有了。现在为了一个虚名闹得不可开交,这下好了,让中国意识到台湾要脱离中国,提醒中国要关注台湾,收复台湾,因此从政治上、外交上、军事上进行收复台湾的实质性准备。今后只有一种可能,台湾回归祖国,要么是流血的,要么是不流血的。由此可见,陈水扁是天下最笨的总统,连村官也不如。

  台湾与大陆对抗,与陈水扁的好斗性格有一定关系。陈水扁是律师出身,日常工作就是与人斗。在党内,经受了相互倾轧、争权夺利斗争的洗礼,使他爬上了党主席的高位;在党外,民进党长期居于野鸡党地位,与国民党斗了数十年,使陈水扁的好斗性格获得亢进。好不容易斗赢了,当上了总统掌了权,但性格一时改不过来,就找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来斗。可是,这不是自讨没趣吗?民进党下台之后,台湾与大陆就会有一个蜜月时期。届时可能会建立一个大中华联盟,两岸都以国家的名义加入,联盟设一个精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,皆大欢喜。

  两岸统一后,台湾可以不养或少养军队了,没有大陆对手,再养军队就失去意义,大陆不会再打台湾,若要打台湾,台湾养几十万军队也顶不住。节省下的大量军费注入经济,台湾就会活起来,迎来第二个高速增长时期。大陆来旅游的人也多了,这样更能刺激台湾的经济。台湾的历史表明,国民党更能代表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未来,下届总统该论到国民党了,统一的历史史命将落到国共两党肩上,并由这两个缩敌和盟友来完成。

  由此可见,与其斗大陆,不如吃大陆。俗话说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,靠着大陆吃大陆才是聪明人。说几句让大陆开心的话,做几件让大陆开心的事,就有吃有喝了,何乐不为?台商在大陆有一家企业,名叫统一,名字起得多好,很讨大陆官方和民众的欢心,因此办事一路绿灯,商品横扫中国,这个台商真聪明,不能不服。政治理念是虚的,只有钱才是实的。没想到政治理念也能卖,出售政治理念赚大钱,对商人来说就是精明。

  身外之物对人的性格具有重大影响。金钱、名誉、地位、权力等身外之物,都能影响性格,若是突然获得这些东西,性格往往也会一夜之间改变,改变是绝对的,不变是相对的,程度不同而已。有的人买彩票中了大奖,第二天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相比之下,权力更能改变一个人。某银行有一个平凡的职工,与大家没什么不同,有一天被提拔当了部门经理,可能权力来得太突然,变得谁也不认识了。上任后就拿职工开刀,半年内就有16个职工失去了岗位,占50%。有一个工作与为人都不错,每分钟可以打两百多个字的打字员,丢了岗位,大家深感惋惜;有一个带癌积极工作,最近三年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档案管理员,丢了岗位,大家深感意外;有一个凭借个人关系,每年都给银行带来六亿存款的普通文员,丢了岗位,大家深感震惊。

  这些人既不是工作有过失,也不是与经理有私怨,更不是工作岗位有多余,而是经理对所有人的工作都不满意。今天炒掉一个,明天招来一个,炒掉一个打字员却招来了两个,尽管是以二顶一,大家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也许,把下属一个一个炒掉,可以享受到使用权力的快感,可以树立个人至高无上的威信。只是炒人太多,犯了众怒,不敢继续造次,要么所有人都会被炒掉。不能炒人后他就感到大权旁落,闷闷不乐,几个月后还是按捺不住炒人的冲动,又炒了一个职工,这是一个唯一有工作失误的职工,也是他最不想炒而又最该炒的人——他自己,因为他已成为银行的公敌,受不了别人的目光、议论、指责和辱骂。后来到了一个房地产公司,几个月后又呆不下去,又把自己炒了,最后只好去读研究生。四十多岁的人了还读什么书?读了也白读,真正该研究的不是学问,而是做人,可惜大学里没有为人处世专业。

  幸好只是经理不是总理,否则全国有一半的职工就得下岗了。此起彼伏的下岗运动,是国企腐败的表现之一,是对权力的滥用,这是由权力更大一些的国企老总发起的,部门经理具有用人决定权。一个官品相当于科长的部门经理,权力也太大了,可以随意让人下岗。在六七十年代,这个权力掌握在毛泽东那里。不过毛泽东也有菩萨心肠,从不解雇职工,即使政治上把人打倒,生活上也给予出路。

  那些搞下岗运动的企业,只会搞得人心惶惶,最直接的“成果”是经济效益大滑坡,严重的直接导致破产倒闭。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安插自己的亲友;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把岗位高价卖出去;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更多地瓜分国有企业财富;有的人搞下岗运动是为了“甩掉包袱,增强活力,轻装前进”,结果是甩掉了年富力强、经验丰富、听话本分的中年职工,并给每个留下来的职工背上了“岗位不稳,随时下岗”的沉重包袱。只有少数濒危企业搞下岗运动是为了挽救企业的生命,但下岗运动从来就挽救不了企业的衰亡。裁员是企业垂死挣扎的行为,未到弥留之际不必裁员,即使经济萧条也可以只减工资不裁员,裁员五分之一不如降薪五分之一,从而保留骨干,赢得人心,经济回暖就可以及时复苏和快速发展。因此,除了经济效益大滑坡,面临破产倒闭的国有企业之外,那些搞下岗运动的国有企业老总,应该以身作则,带头下岗,回家养老,不愿意的可由主管部门安排下岗,因为这些人危及职工、企业、社会和国家的安全,比贪官庸官危险得多。

  有一个经济效益很不错的大型国有企业,新领导上台后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下岗运动,带来了八级地震,最后裁掉了四千人,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,这位老总还当作是工作成绩,在电台上宣扬了一番。然而,被裁掉的都是为企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中年骨干,唇亡齿寒,人心不稳,全体职工的积极性都被打掉了,这个企业就像大病一场,元气大伤,经济效益由此开始滑坡了。不久这个企业的“一把手”下台了,报上披露的信息是出了经济问题,那是职工把他的问题揭发出来了,后来查实是受贿几百万,受到了法院的审判,全部非法所得回吐之后,还判了十五年。自己吃龙虾鲍鱼,也应让职工吃白粥咸菜,不然自己的饭碗也会被打烂。

  在这个国有企业的基层单位,也出现同样问题。有个单位为了完成裁员指标,对一些工作很不错的四五十岁中层干部下手,撤职务,减工资,赶出办公室,不安排工作,然后动员下岗。多数人都不肯走,有个人被逼急了心脏病首次发作,差点没能挺过去;有个人对“一把手”恨之入骨,几乎失去理智想拿刀把他捅了。这位中层领导人缘很好,每次选举都是高票当选,他的遭遇博得了广泛同情,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大家。为了抗争他选择了告状,要么写信告状,要么上访告状,写告状信的人很多,有理有据,基本属实,上面觉得这个“一把手”问题多多,缺乏群众基础,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,就把他调到五百公里以外的偏远地区了。从上到下乱成一团麻,你算计我,我算计你,整天忙于内斗,经济效益能不滑坡吗?

  更要命的是毒化了企业的工作环境,每个员工都感到很压抑,留下了后遗症。新领导上任后,安抚职工,稳定军心,赢得了全体职工的信任和尊重。不过,在随后的两年中,还是有二十多个正式职工放弃高薪,主动辞职,占正式职工的7%,这些人大多是企业的骨干或栋梁,他们依然担心上面发动下岗运动,有好的机会就主动跳槽了,有些人可能是到了竞争对手那里去了。

  有个中型国有集团公司,十几个子公司分布于全省,总资产十多亿,年利润四五千万,效益相当不错。整个系统的正式职工才两百多人,就是让这些人看住国有资产都不太够,可是老总觉得人多了,安排不少中年职工下岗,这些人正是该挑大梁的时候,突然就失去工作了。因为老总觉得这些人太直率、太敢讲、太能干,有人履行本职写出调查报告呈送集团公司老总,指出有家下属合资企业的外方侵占了中方重大利益,不久就被排挤下放了,因为老总早已成为汉奸了;有人向老总正常汇报工作时,反映某子公司总经理巧立名目侵吞公司资产,没想到自己几天后就被免职了,因为“小老总”正是“大老总”的心腹,大小老总串通一气侵吞国有资产。最后不可收拾,疯狂到了骗取贷款就装腰包的地步,两年间这个只有十来个人的小公司贷款三百多万,大部分不知去向,公司宣告破产债务一笔勾销,买单的是担保的集团公司。

  有这样的老总怪事就层出不穷了。有个国有子公司出100%的资金投资一个项目,可是只占10%的股份,另90%的股份是属于上帝的,无人知道上帝是谁,只有总经理一人知道。集团公司与外商共同投资一个大型项目,建成后市场变了,产品滞销,外商要求退股,居然也可以退,集团公司为此支付了几千万,等于全部亏损独家承担了。有个副老总人很正直,不贪不义之财,为了取得平衡,免除后患,老总安排副老总下岗,这是福不是祸,明摆着是送钱,按政策集团公司要支付生活补偿费几十万,不由得你不要,半年后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,就可以在社会保险按月领薪了。

  老总关照自己或别人的途径很多,最常见的是轮流安排出国“考察”,先让办公室起草一篇邀请函,传真给有合资关系的外方公司,外方照抄之后再传回来,就可以名正言顺出国“考察”了,实际上只是出国游玩,目的是为了拿美金,去一趟美国或欧洲发给个人的“考察费”是五六万美元,有资格去的是副总或资深部门经理,中层干部一般去新马泰,“考察费”也少一些。“考察”归来,不用汇报,不要传达,也不必做什么事,静静地去,悄悄地回,最怕惊动别人。其实,也不必这么拐弯抹角发钱,工资奖金都是管理层自己定的,给自己发一百万年薪,两百万年终奖,这样更简捷、更安全、更保险,因为这是合法收入。究竟他们给自己发了多少工资奖金,无人知道,这是严格保密的。

  集团公司一边炒人一边招人,进来的比出去的还多,这些人是怎么进来的只有老总最清楚,有关系的是凭人情,无关系的是凭金钱,当然这些年轻人也的确需要一份工作,他们不知道是中年职工把岗位腾出来让给他们。由于可以挑大梁的中年骨干剩下不多了,最后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。最难找的是子公司一把手,要撑起一片天,养活自己,养活职工,没两下还真不行,看到一个个子公司破产倒闭,人人都怵。即使要找一个子公司的副总也不容易,许多人还是觉得担子太重不敢去。人事部门谈话时就说:“不要害怕,你的任务就一条,盯着总经理,不让他乱来。” 可是总经理有权解聘副总经理,你也不知道他的后台是谁,你敢盯他吗?若发现问题回来向集团公司老总汇报,说不定自己先丢饭碗。况且,下到一个经营不善的子公司,自己的工资都没保障,公司一旦破产就成下岗职工了,谁愿意呢?当然,下面也有肥缺,不沾亲带故别想去。

  在这种生存状态下,这家集团公司经济效益年年滑坡,摇摇欲坠,四五年后就撑不下去了,最后以一元的价格卖出去了,集团公司的牌子被人家当作垃圾扔掉了,亏损的子公司被剥离抛弃了,有利用价值的子公司成为别人的儿子了。这正是集团公司老总所希望的结局,公司倒闭了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,安心养老了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说,权力是一种毒品,可以把一个人毒化得面目全非,使人情不自禁滥用权力,最后受惩罚的还是自己。一个人权力越大,朋友越少,当爬上权力顶峰的时候,就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有了。这是因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有毒,朋友都不敢靠近了。当一个人获得了重权之后,就失去了朋友,失去了自由,失去了安全,失去了悠闲,失去了轻松,失去的这些东西都是无价之宝。

  升官发财是中国人的两个主要价值取向,人死了也希望能到阴间升官发财,装死人的那个木匣子也就顺着死人的意愿取名棺材。升官是封建意识,发财是现代思想。封建时代是农业社会,刀耕火种,求财不易,当官是唯一出路,十年寒窗只为当官,当上官也就发了财,官财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。民国时代天下大乱,求财很难,求官更易,尤其腰挂手枪的官多如牛毛,升了官就发了财,一举两得,趋之者众。只有共产党的官是不发财的,因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袖认为钱是赃物——钱也是资本,资本就是剩余价值,剩余价值就是赃物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求财的路断了,中国人又只剩下求官一条路了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许多自封的官,连学生哥也自封个司令来当,学生、工人都有自己的造反司令部。改革开放后多了一条求财的路,许多人纷纷下海,死者无数,岸上有些未下海、私心重的人捡了肥缺,官当上了财也发了。当了官就有了权,有了权就可以当作商品出售,这是真正的官商——把官位当作公司经营的商人。

  当官还有一个好处,进可攻退可守,升不上去还是官,只是官小些罢了,即使只是科员也有相应权力,而且工作稳定,是真正的铁饭碗。于是国人又热衷于当官了,不过现在的官不叫官了,标准的称谓是公务员。实际上在公务员之外还有官,国有企业中的管理者,前几年是有官位的,如副厅、正处等,现在官位取消了,但实际上还是官。招收公务员考试,是国内最火爆的考试。最近国家有关部门招八千多名公务员,居然有一百万人报考,名副其实百里挑一,重要的岗位是两千挑一,场面之壮观,人气之热烈,让人叹为观止。中国人又热衷于当官,这是封建思想的回潮,不是一件好事,至少说明权力已经成为商品,这是权力腐败的根源。要么剥夺权力,要么堵死权力销售渠道,才能防止权力腐败。不过,权力自古就是商品,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,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属性的,只有毛泽东时代权力不是商品。

  另外也反映出企业的没落。企业职工收入越来越少,岗位越来越不稳定,吃了这一餐不知是否还有下一餐,谁也不敢轻易进入企业谋生了,这也是前些年轰轰烈烈的下岗运动带来的后遗症。有些公司虽然不搞下岗运动,但公司本身的生存也成问题,一个红红火火的公司,几年之后就日落西山了。是竞争激烈、创新不够、税赋过重、内鬼太多、应酬过多或行贿过多,还是另有原因,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。

  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,政府开支过多,都会无形加重企业的负担,企业的生存就越来越难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应有适当比例,上层建筑太庞大,就会压垮经济基础。多少个企业职工养一个公务员,应有一个合理比例,否则就养不起。别忘了,直接创造财富的是企业和职工,企业和职工的生存受到威胁,社会的生存也受到威胁。社会垮了,最终也会危及公务员的利益,这才是真正的大事。

  年轻人都趋向当官,这是有风险的。一方面官场诱惑太多,犯罪机会也多,一不小心就成罪犯了。官场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:“清官没有钱,贪官没有命”“升官是偶然的,下台是必然的”这反映出官场的一种无奈心态。另一方面未来有丢掉饭碗的风险。现在是官多成灾,一个区、一个县的办公楼,比白宫三层小楼宏伟得多,显然在里面办公的人太多了,独家独院的部、委、办、局,还有很多呢,外面的人还要往里挤,这是不明智的。某省有个镇,正副书记、镇长共有三十多人,刚好一个排,每人发一支枪,就可以拉出去打鬼子了。毛泽东打天下时,村里几间民房,就足以容纳他的解放军总部了,也正因为如此,才能把江山打下来。在古代官是很少的,只有县太爷以上的才是官。县太爷就几个幕僚,朝廷也就几十个议事的大臣,每个大臣虽各管一行,但不是个个大臣都有一个庞大的办事部门。从隋唐到明朝,中央行政机构基本设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,每个部的人员都很精简,就像这些部门的名称一样精简。若社会返朴归真,流行精简,说不定就轮到公务员下岗了,风水轮流转,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
  当然,现在有许多官其实不是官,级别很高,手中无权,充其量只是个办事员,封个官衔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,甚至连食堂的炒菜师傅也有官位。我以前所在的单位有一个副科级厨师,人不错,菜也不错,领导封他为官,只是想让他安心炒菜,其实他是一级厨师,专业级别不低了,但只反映他的专业水平,这不是官,所以还要封一个副科的虚衔。据说给斯大林炒菜的师傅,军衔是将军,看来斯大林和封建思想对中国都有影响。形成一个热衷于当官的社会风气,这是相当有害的。

  在人生的旅途上,经常遇到一些挫折可以使人更坚强。在高山之巅的青松,经常遭到狂风的袭击,木质就很坚韧;深山之谷的青松,受到大山的保护,木质就很疏松。人也是如此。当父母的让儿女多些经历人生的挫折,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好处。我太太本是个弱女子,近几年遭受几次重大打击之后,人也变得坚强起来了。被医生判了死刑,面对死亡,她变得坚强了。每天依然像以往那样生活,早上第一件事总是笑咪咪地磅体重,以保持苗条身材。有客人来看望,或是外出时,必然是精心打扮,以最美的一面示人。上街时的最大乐趣依然是看衣服、买衣服。她姐姐送她一个手机装饰链,她认真把玩,爱不释手。她给我交待的后事是骨灰不要放在骨灰盒,要放在手饰盒里。女人的爱美之心,真是至死不渝。该哭时她不一定哭,该笑时她一定会笑。看到治疗无望或无钱继续治疗的病友,她几次难过得流下了热泪。上街看到某件东西,她常会想到适合某位同事或同事的子女,并把它买下来,抽空送去。

  家务事一件没有少干,买菜、做饭、洗衣、拖地、缝补,一件不少。她以伺候人为乐事,我父亲摔断了腿住院,她到医院伺候,跑前跑后,买这买那,喂饭喂水,按摩双腿,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准备齐全,别人根本就不知道她才是真正的重病号。在家里不是我们伺候她,而是她伺候我们。茶水冲好揣上来,水果削好递过来。有时看不过眼,就劝她不要这样,她说:“我是照顾你们的。”有一次化疗后她很虚弱了,躺在客厅临时支起的简易床上,看到我从外面回来,问我想不想吃水果,我没吭声,她就挣扎着爬起来给我削水果。每一件小事都体现出一个女人的坚强和一个凡人的伟大。她的一言一行,都让人觉得死亡离她很遥远。若是没有这些人生的坎坷,她还是一个弱女子。

  性格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过去有人认为,人的成败取决于智商;后来有人认为,人的成败还取决于情商。其实,情商并不存在,感情并没有高低之分,确切说应为性格。智慧与性格,对人的前途和事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,哪个因素影响更大,要视具体情况。搞科研的,智慧更重要,性格古怪些无关紧要;搞政治的,性格更重要,智慧略少些无碍大局。无论是对于升迁,还是对于施政,性格都重于智慧。没有好的性格,难以得到上司的青睐和下属的拥戴,仕途艰辛。手握重权之后,若没有良好的性格,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发生的?史学家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,但不可否认,这与希特勒怪异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。在核时代,若再出一个希特勒,人类恐怕就要灭亡了。因此,不宜让有重大性格缺陷的人手握重权,无论是任命还是选举。对于个人而言,要视自己的长短选择人生道路,扬长避短,才容易取得成功。人生最重要的是要选择自己喜欢、符合特长、前景看好的事业。

  在人的一生中,有时候改写命运的是智慧,有时候改写命运的是性格。赫鲁晓夫当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,好斗、暴躁的公牛性格充分展示出来了,决策的鲁莽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,几乎与美国打起了核大战,让与他共事的政治局委员感到难堪和难受,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与支持,于是大家联合起来推翻了他。大家吃尽了公牛的苦头,就想找一只温顺的绵羊当总书记,于是老好人勃列日涅夫就被推上了总书记的宝座,他虽然没有多大本事,却能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,代表各方面的利益,让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感到很舒适,拥戴他十八年,到死为止。当然,由于智慧不足,治国无方,使苏联走到了崩溃的边缘,这则是另外一回事,对于他个人而言,人生是成功的。

  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一事例中得出结论:绵羊的性格比公牛的性格好。罗卜咸菜,各有所爱,他们两人都能一步一步爬上了最高位置,说明这两种性格都有人赏识。许世友性格也暴烈,却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部下的拥戴。但总的来说,绵羊性格比公牛性格更适合在官场发展。赫鲁晓夫能升到政治局,主要还是善于掩饰自己,很会在斯大林面前装孙子。

  那些面带微笑,善于逢迎,与上下左右相处都让人感到舒服的人,往往有着更美好的前程。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本事,其实这是一种性格。当然不排除有的人是在演戏,在一定程度上,官员就是演员,在某些人面前、在某些场合,总得演戏,无论是假戏真做,还是真戏真做,都离不开演。若一生都演戏,活得就实在太累。当官的都说累,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有的人提拔下属后又反悔说:“当初看不透。”因为人家在演戏,没有一定眼力,当然看不透。当官的人往往像大爷,是因为要在上级面前装孙子,性格受到压抑,在下级面前就要有一个发泄,才能取得平衡。

  性格是不断改变的。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这话说对了一半,有的性格是改不了的,或改变不多的;有的性格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的。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性格也有不同,儿童活跃,青年冲动,老年沉稳。许多人年轻时雄心勃勃,认为世界是属于自己的,一挫再挫之后,有的人万念俱灰,有的人百折不挠,这是性格向两个极端变化。一般的变化规律是从暴烈走向平和,从冲动走向沉着,从急躁走向忍耐,从懦弱走向刚强,从莽撞走向理智。但变化只是程度的不同,很难发生逆转性的变化。这种变化的生理原因,是体内化学反应的速度变慢了,也就是燃烧速度变慢了。

  性格对人这么重要,它的本质是什么呢?弄清了生命的本质,性格的本质就不难理解了。构成心理活动的化学反应,相同的就是性格中的共性,不同的就是性格中的个性。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  一是路径不同。感觉发生之后,会引起一些连锁的化学反应,有的人从感情上走,有的人从欲望上走,有的人从思维上走。从感情上走的显得情绪一些,从欲望上走的显得自私一些,从思维上走的显得理智一些,这就构成了性格上的大差异。有些人遇事脸红、腼腆,就是感情的引燃。在每一条大的通路上,也有许多小岔路,比如看到一个小偷被打,几个旁观者都会引起感情化学反应,有的是憎恨,有的是同情,有的是惊吓,这就构成了性格上的小差异。不同的路径发生的化学反应,最终都要汇集到行为上,有的不能引燃行为,有的能引燃小行为,有的能引燃大行为。同样是憎恨小偷,有的恨在心里,有的开口骂几句,有的却是动手参与打小偷。这就构成了行为的差异,这种行为也是性格的表现,表达的是憎恨的程度。

  二是速度不同。面对同一事物,发生同样的化学反应,但燃烧速度大不相同,有的速度快,有的速度慢。速度快的性子急,手脚快,效率高;速度慢的性子慢,手脚慢,效率低。有的速度快的人,讲话像机关枪一样,哒哒哒……几十发子弹就出去了,思维慢的人根本就跟不上,只能断章取义领略一二。年轻人冲动,是因为化学反应速度快;老年人平和,是因为化学反应速度变慢了。

  三是长度不同。氢弹的爆炸只持续百万分之几秒,太阳的爆炸持续了几十亿年,这就是化学反应的长短不同。有的人内向,话不多,是因为感觉引燃思维后,思维燃烧的时间很长,在大脑里面迂回环绕,进行马拉松长跑,没跑完之前,是不会有言行的。有的人外向,话很多,是因为感觉引燃思维后,一掠而过,思维立即引燃了行为,嘴巴就滔滔不绝,在这个环节则烧得很长。内向的人喝醉了酒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:思维一掠而过,话语滔滔不绝。正因为如此,内向的人成绩多数比较好,因为思维有深度。邓小平是个性格内向的人,也是个善于思考的人,因此能三起三落,并取得了可与孙中山、毛泽东相提并论的成就。

  四是烈度不同。化学反应有的如轻风扬柳,有的如炸药爆炸,烈度因人而异,烈度小的人温柔,烈度大的人暴躁。烈度越大,越能引起大脑生成下行电流,形成激烈的行为。有的人喜欢打架斗殴,伤人杀人,绝对与性格有关,显然是心理化学反应烈度太大。一句不合,一拳过去,甚至一刀过去,因为他自己也控制不住。

  俗话说,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体内的化学反应,是难以控制和左右的,若想改造一个人的性格,真比登天还难,若用药物,是可以暂时改变一下的,因为药物可控制体内化学反应的路径、速度、长度和烈度。

  性格的不同与酶的分泌种类和数量有关。简单说,人遇什么事,就分泌什么酶,分泌什么酶,就产生什么化学反应,有什么化学反应,就有什么言谈举止,言谈举止反映出来的,就是性格。而酶的分泌量,则影响到言行的烈度。

  性格之所以对人重要,是因为能影响别人,又反过来影响自己。一个人的性格通过言行表露出来之后,会引燃周边人的化学反应,或是良好的化学反应,或是糟糕的化学反应,别人根据自己被引燃的化学反应对你作出评价,并决定对你的态度。人人都喜欢听奉承的话,因为奉承话能刺激人体分泌某种酶,引燃使人愉悦的化学反应,不过,若是无中生有或过于夸张的奉承,则又令人反感。有的人演讲,能使台下成千上万的人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,因为他点燃了大家心中的一把火。有时我们看到一些人,智力一般,知识一般,却取得巨大的成功,很可能,这种成功来自性格,性格是一种力量,优秀的性格既能增强自己的力量,又能借助别人的力量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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